为什么要纪念牟宗三

——《畿辅哲学研究》第五辑

程志华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1995年4月12日，走过87年人生历程的牟宗三先生病逝。今年，适逢牟先生逝世30周年。此时先后，学界开展多种纪念活动，或有学术会议召开（如山东大学等)，或有纪念文章发表(如《管子学刊》等)。与此活动相呼应，作为现代新儒学研究重镇的河北大学亦有纪念活动——所办《畿辅哲学研究》第五辑以专刊形式来纪念，其中登载了学界15位名家相关学术论文。

面对这些纪念活动的开展，必然生出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要纪念牟宗三？

外在地讲，牟宗三之所以要被纪念，源于他在现代儒学史上的地位。他一生著作等身，计有论著500多篇（部)，《牟宗三先生全集》共32卷，此为现代儒学史上少见。另，他一生学术生命长达一个甲子，此亦为现代儒学史上少见。学术生命之长，应是他著作等身的重要条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著作等身只是量的外在表现，就质的内在性质讲，或者说，内在地讲，牟宗三在多个方面于现代儒学有贡献，而这贡献方是决定牟宗三在现代儒学史上地位根本。就此讲，牟宗三哲学的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原创性和影响力也具有世界水平。因此，傅伟勋这般评价牟宗三：“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刘述先则更为深切而形象地来评价，将牟宗三比之于康德。他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此“不可绕过”不仅牢固确立了牟宗三在现代儒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因“可以超过他”而赋予其以“高峰”的地位。如此这些评价，尽管有夸张成分，但总体上不出大圈。

若展开来讲，纪念牟宗三的理由可从“宗旨”“特征”“贡献”三个方面来看。

所谓“宗旨”，指的是牟宗三悠长学术生命的根本目的。在《时代与感受》的序言中，牟宗三曾自我评论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之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之经过。”于此言可见，人类“价值标准”和“文化方向”为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具体展示了牟宗三为学的宗旨——人类价值、文化。不过，“人类”是一个“大舞台”，而这个“大舞台”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因此，具体地讲，牟宗三所从事的人类价值、文化之学术工作，主要面对的是“中国”即中华民族的价值、文化。因此，在八十大寿时他亦尝云：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也就是说，他毕生所致力者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国哲学创新发展和中国文化现代化不懈努力。综观牟宗三一生，无论讲学论道、著书抒义，他莫不念念中国哲学传统之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之昭苏。质言之，反省中华民族文化生命，重开中国哲学发展途径，以贡献于人类文化，是牟宗三一生为学的宗旨。这是我们之所以要纪念牟宗三的第一个理由。

所谓“特征”，指的是牟宗三的学术所展现出来的特点，而此特点实质上是牟宗三从事学术的特殊路径。牟宗三进入哲学门，最初是从西方哲学进入的。他在读大学时对于数理逻辑以及罗素、怀悌海、维特根什坦的思想颇有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后来对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颇为重视，尤其是对康德哲学依依不舍，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读透了其著作，而且领会了其精神。他凭一己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这在学术史上乃罕见之举——他自言自己乃200年学术史上“第一人”。他于佛教、佛学亦有广泛而深入之研究，因为其已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组成部分。所著《佛性与般若》不仅疏通了佛教义理，而且依其儒家立场进行了诠释甚至批判。尽管有人对其“佛教观”多有微词，但这并不影响牟宗三佛教思想的重要性。当然，无论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还是从事佛教、佛学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中国哲学之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昭苏。总之，会通中西印哲学，乃牟宗三为学的主要特征。这是我们之所以要纪念牟宗三的第二个理由。

所谓“贡献”，毋庸置疑，32卷本《牟宗三先生全集》所承载的牟宗三于学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多方面当中必有其核心，故所谓“贡献”应就核心讲。若就“核心”讲，牟宗三哲学的核心是道德的形上学，而这道德的形上学属实践的形上学，而非属观解的形上学或思辨的形上学。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学术理路，以儒家哲学之弘扬为目的，以康德之“道德神学”为问题意识，以佛教“一心开二门”为理论模型，建构起“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这样两层存有论，从而实现了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形上学有两个关键词需要引起注意，否则就会对其产生误解：一是“道德”。在此，所谓“道德”为关键词，意指这套形上学不是对道德的形上学诠释，而是基于道德而进行的形上学建构。二是“实践”。在此，所谓“实践”为关键词，意指这套形上学不是由“观解”或“思辨”为途径而建构，而是基于“实践”而建构。或者说，它不是基于理论思辨而有，而是基于实践智慧而发。要理解“实践”，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它只就人来讲；二是它必与道德相关；三是它指包括“观解”“思辨”在内的人的“活动”。总之，哲学不仅是一种“观解”或“思辨”活动，更是一种“实践”智慧；真正的哲学不仅是“观解”世界，更是“参与”世界，而道德实践才是形上学的归宿。质言之，真正的形上学必须基于“实践”展开，而“道德的形上学”就是基于“实践”而有的形上学。此为牟宗三哲学的核心，也是其对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贡献。因其贡献，我们必须要纪念牟宗三。这是我们之所以要纪念牟宗三的第三个理由，也是根本理由。

由上述“宗旨”“特征”“贡献”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纪念牟宗三。不过，纪念牟宗三，并不意味着只有“继承”而没有“发展”问题。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并非完美无缺，它实际上仍有诸多可探讨的问题，而在这诸多问题当中，人具有“智的直觉”是关键。也就是说，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是基于人具有“智的直觉”而建构的，但人是否具有“智的直觉”，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何确保“智的直觉”不仅是圣贤境界，而且是普通人可实证的？或者说，儒家所讲人的“逆觉体证”是否等于康德所讲上帝的“智的直觉”？这些问题不仅在理论论证上还有空间，而且在现实经验上也缺乏共识。

正因为如此，傅伟勋在赞扬牟宗三代表现代中国哲学水平时亦提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论的艰巨任务。”也就是说，在“后牟宗三时代”，如何消化进而超越牟宗三哲学，是儒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的艰巨任务。就目前学界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情况来讲，大致可从两个理路来观察：其一，深化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继承并弘扬其思想，丰富中国现代哲学的内涵。其二，以上述理路为基础，面对新时代哲学问题，反思、批判牟宗三哲学，实现新的理论创制，形成儒学义理的发展或“转折”。就上述两种理路来看，学界已有不少的收获和可喜的进展。总的讲，上述两种理路不是互相排斥关系，而是互相促进关系。

在《畿辅哲学研究》第五辑出版之际，吾人以上述为序，并期待以此专辑之出版，既推进对牟宗三哲学的“消化”，亦推进对牟宗三哲学的“超越”。

2025年4月12日

于河北大学

作者：程志华，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比较哲学。

来源：程志华主编：《畿辅哲学研究》（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