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

黄兆慧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张申府通过接受和转化罗素哲学，深度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古今中西之争。在历史观上，张申府受罗素文明观和唯物史观的影响，提出建设“第三文化”“革命文化”的主张；在知识论上，张申府受罗素“中立一元论”“感觉材料论”的影响，提出了“具体相对论”的哲学思想；在逻辑方法论上，张申府受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影响，大力推崇“逻辑解析”，将逻辑分析方法视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从历史观、知识论、逻辑方法论等方面而言，张申府对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都具有建设性。

关键词：第三文化；具体相对论；逻辑解析；转化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古今中西之争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和吸收西方哲学，完成中国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变革与转型。其具体“主要是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的：历史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张申府通过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在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上做出了积极尝试。关于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继承与吸收的研究，目前已有诸多成果。李维武认为张申府从“解析”与“唯物”相互结合、西学与中学彼此融通、逻辑与诗共同存在这三重维度出发，将不同的哲学传统、多样的哲学形态以及丰富的哲学资源进行融会贯通，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许宁论证了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学思历程、学理阐释和学术建构。郑毅阐释了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推介、辩护以及中国式收摄。他们都从张申府与罗素共同讨论的哲学问题出发，讨论了张申府在继承和吸收罗素哲学基础上建构起的“三流合一”的哲学命题，推进了张申府与罗素哲学关系的研究。这里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视域下，以历史观、知识论、逻辑方法论等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要问题为视域，探讨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由此呈现中国近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变革与转型所作的努力。

一、“第三文化”：张申府在历史观上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

近代中国一开始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要变革和改造旧有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设施，以此来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因此历史观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就特别突出。在历史观上，张申府受到唯物史观和罗素文明观的影响，批判了“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提出建设“第三文化”“革命文化”。

“第三文化”是为超越保守的东方文化和激进的西方文化而寻求的第三条文化道路。为什么要提出建设“第三文化”？这是张申府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作的一次积极尝试。因为“保守东方旧化说不可行。移植西洋旧化说不可行。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也同一地不可行”。当时的东方文化死气沉沉、穷途末路，西方文明则杀气勃勃、病入膏肓。按照中国旧有文化发展中国不可行，“全盘西化”在中国也行不通，“中体西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22年，罗素在离开中国一年之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它系统论述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其中谈到了“中国前途”问题。罗素认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科学以自强，但不可学习西方的人生观。罗素说：“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辱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张申府吸收了罗素观点，他认为中国如果全盘照搬西方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必然也会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东西方相互残杀。张申府认为：“欲雪全人类之耻，只有建设第三文化，只有从根本使帝国主义绝迹。”罗素希望中国不要步帝国主义的后尘，而是走一条自己的路。他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应该坚守自己的人生观，再结合西方科学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教育和工业，以此实现自强。张申府认同罗素的看法，他认为在精神层面中国最缺乏的就是逻辑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科学法，拿来，切实加以培养，切实加以施用，切实加以体现，切实加以发扬，就是了”。但是，并不是将逻辑思想和科学方法简单移植到中国，而是在融合东西方文化基础上造就一种新的理想文化形态。张申府强调：“今日欲超出两旧文化而建一种第三文化，乃在顺‘物质’之可能，先就物质的基础，而引之趋合于理想。”这里提出建设“第三文化”，除了吸收罗素哲学外，还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第三文化”的基础是物质生产力，而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第三文化”就是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一种融合儒家理想和西方科学方法的文化新形态。

受罗素哲学和唯物史观的影响，张申府将“第三文化”进一步深化为“革命文化”。张申府说：“所谓革命，照马克思的说法，是有两层的。一为夺取政权，二为改造社会。即是，先推翻旧统治阶级，以此建设新社会制度。”“革命文化”就是推翻旧统治，建设新型的文化形态，这种新型文化有什么特征呢？张申府吸收马克思主义与罗素哲学的观点，把“革命文化”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动的”“向前的”文化。因为以往中国物质生产力长期处在停滞状态，导致以往中国旧文化是一种静的、保守的文化，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社会物质生产力产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立足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革命文化”是一种“动的”“向前的”“创造的”文化，而不是死气沉沉保守的静的文化。张申府关于“革命文化”的这个特点，明显继承自唯物史观。而且提倡“动的”“向前的”文化，也是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中国文化归纳为静的、持中的、调和的文化的一种批评。二是“客观的”文化。张申府说：“所谓革命的文化，也必是客观的，是切实的，是随事实为转移的，是如实的应付事实的。再换言之，也就是科学的。”张申府关于“革命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罗素哲学的吸收。罗素的新实在论的真理观主张符合论，即保证信念或命题为真就必须与事实相符合。他说：“证明信念之成为真确的，乃是事实。”“革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要保持它的客观性，那么它就必然与事实相符合，随着事实的转移而变化。三是“民众的”文化。因为当时革命对象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广大工农民众，因此“革命文化必当以工农民众的观点而出发”，它才能被广大的工农民众所普遍接受。这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张申府还提出，“民众的”文化也是一种“直接的”文化。这种“直接的”文化就是罗素所说的“循求据生物学讲来，非生存所必须的目的”，也即是，文化可以由广大工农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创造出来，而不需要只凭借少数精英群体。四是“世界的”文化。广大工农民众革命的目标是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革命文化”也必然是“世界的”，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的文化形态。

从建设“第三文化”到“革命文化”，张申府吸收了唯物史观和罗素哲学的相关理论，试图从历史观角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第三文化”“革命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旧文化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双重超越，同时它也有别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化”。在张申府看来，“新文化”的内容就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张申府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罗素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失望中，提出中国不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路，而是应立足于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建设“第三文化”“革命文化”。

二、“具体相对论”：张申府在知识论上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

中国近现代哲学继承古代哲学的传统，仍以心物（知行）之辩为中心探讨知识论问题，但他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中国近现代哲学注重吸收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的知识论传统，使知识论成为独立的哲学论域。受罗素哲学的影响，张申府对知识论问题作过详细深入的探讨。

在知识论的真理观问题上，张申府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具体相对论”的哲学思想。他明确提到了“具体相对论”的归属以及理论渊源：

我这个见解，说它的隶属，它也属于知识论的。更确切的说，它属于真理论。

我这个见解，说它的渊源，它的最直接的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与罗素鼓吹最力的逻辑解析法，当然大有关系。现代哲学里的所谓维也纳派与英国的剑桥派，主张虽有不同，但同以解析为哲学方法，对我的见解也同有影响。显然，现代物理学上的安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的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和庄子的一些话。

从张申府的论述中可见，“具体相对论”是回答知识论中的真理观问题，其直接的理论渊源就是罗素哲学的类型论，它同时也受到维也纳学派、剑桥学派、爱因斯坦相对论、辩证唯物论以及中国哲学的影响。“具体相对论”的主要思想，就是指知识是否为真并不是绝对的，不能从孤立的、抽象的、模糊的角度判断知识的是非，而应该从知识的类型、层次、界限、缘由、适用性等等各方面加以考察。用张申府的一句话概括即是：“真理（即对不对）最后的判定者总是具体的。”罗素类型论本是为解决涉及矛盾现象的数学问题和逻辑悖论而提出的方法理论。罗素类型论的基本原则是：“牵涉某一类型的所有的任何表达式（如果它指称任一事物）一定指称具有比它牵涉的某一类型的所有更高类型的某些事物。在牵涉某一类型的所有地方，存在一个属于那个类型的表面变项。因此，任何含有表面变项的表达式都具有比那个变项更高的类型。”罗素类型论不仅考虑对象的类型层次，还要考虑定义这些对象的方式等差异带来的层次区别。例如对于命题函数，根据其涉及的对象以及量化的范围等因素，又划分出不同的阶（Order），同一类型内部还会有不同阶的细分。张申府将罗素类型论援引到“具体相对论”中，以“分类，立届，穷原竟委，核实具体”作为“具体相对论”的原则。

上文提及，“具体相对论”除了受到罗素类型论的影响，也受到维也纳学派、辩证唯物论、中国哲学等各家的影响。张申府说：“意义解释，于字义（字谊或字的意谓）外，还要靠句法，并要看与生活（实践，行动）与社会与历史的相关关系。”厘清概念的活动、分析句法的含义、确定命题的意义，就是维也纳学派提倡的主要方法；将认识内容纳入到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进行检验，是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中国哲学中的“明分以辨类”（《韩非子》）“各得其宜”（《荀子》）“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庄子》）等等，都是张申府用来诠释“具体相对论”的命题，这也构成了“具体相对论”的理论资源。

除了真理观问题，张申府也探讨过知识的来源问题。他说：“知识或得自言语，或得自感觉，或经验，或实践，或体，虽然其间不无大小精粗之不同。”知识来源于语言、感觉、经验、实践以及体等不同的方面，虽然这些方面对知识的影响不同。对知识的来源问题，张申府至少有罗素、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哲学的理论渊源。首先，不论是在逻辑原子论时期还是转向中立一元论后，罗素始终认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于感觉材料。罗素说：“关于感觉材料，我们知道，当它们是材料时，它们就存在着，而且这是我们关于外在殊相的一切知识的认识论基础。”张申府认为知识来源于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罗素的影响。其次，知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的主要内容。辩证唯物论认为，知识从根本上来源于实践。张申府这里显然吸收了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再次，知识来源于体，这是典型的中国哲学观点。体即是体悟、体认。张申府认为：“知要求真。真之一义就是亲切。不体何以能亲切？”通过体悟来获得真切的知识。但在张申府看来，通过感觉、实践、体悟所获得的知识都是私人的而不是公共的，虽然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的知识是真的，但也只是相对于其私人而言的真，对于其他人来说还不能确定为真。要使知识成为公共的，还需借助于概念语言。概念语言是公共的，它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可以在人类之间进行交流传播，而不像感觉经验、实践、体悟是纯粹私人的，从概念语言得来的知识具有公共性。但从概念语言而来的知识的真，也具有统计或概率问题。“因为言语文字的意思常随时随境而迁变的，总不免是统计的，概然的。”从统计或概率问题上讨论概念语言而来的知识的真，这是受到罗素哲学的影响。罗素在《物的分析》《哲学大纲》都提到过概率问题，并且专门写过《正面还是反面》（Heads or Toils）一文讨论概率问题，张申府将它后半部分翻译成《概然与概率》。罗素认为概率不属于命题本身的问题，而是属于命题函数，也就是说罗素是在逻辑方面讨论概率。张申府把它进一步引申到概念语言中，认为来自概念语言的知识的真理性问题与概率相关。

张申府提出，他自己的哲学是一种“大客观主义”，这种“大客观主义”既强调客观性，又强调主观作用，这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张申府的“大客观主义”继承自罗素的“中立一元论”。如所周知，“中立一元论”是罗素为解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鸿沟而提出的一种哲学创造。金岳霖认为罗素的“中立一元论”的建构是失败的，因为罗素仍然是从主体出发去推论或构造客体，金岳霖由此提出了“所与”理论。在金岳霖之前，张申府就提出了“大客观主义”来解决主客间的鸿沟问题，他主张“大客观主义”要跳出主客、主即是客。

“大客观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同时也关涉知识论。张申府说：“我的大客观主义的另一个意思，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以知觉开始。我乃认为以知觉开始的知识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它乃是主观与客观间的一种关系。”把以知觉开始的知识当作主客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这是吸收了罗素的外在关系说。罗素提出：“所谓信念或判断并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把一个心灵和心灵以外的不同事物联系起来的这种信念关系或判断关系罢了。”罗素这里的信念或判断的关系是实在的，并且由信念或判断的关系构造人类的知识。张申府认为以知觉开始的知识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这是罗素外在关系说的翻版。考察知识论问题，不仅要对知识本身进行必要的逻辑分析和归类，同时还要“审察与其相关者的关联”。进一步而言，没有主体（能）和客体（所），就无所谓知识：“无‘能所’不得为知识。是则既成知识，便不只一个‘能’而已。知识归根是无知。这是罗素的意思。”张申府沿着罗素外在关系说来论证“大客观主义”，这是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

三、“逻辑解析”：张申府在逻辑方法论上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

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未产生科学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作为近代科学方法的基础的形式逻辑，而中国传统哲学以注释经典为主的经学方法，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因此，批判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学习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论，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回答古今中西之争的内在要求。

在逻辑方法论上，张申府主要继承了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作为在中国宣传罗素哲学的先驱，张申府从1920年代开始就服膺于罗素哲学。他在晚年《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一文中说：“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张申府翻译过罗素的许多著作，对罗素的思想有全面的了解，但他最看重数理逻辑和逻辑分析方法。他始终强调，数理逻辑称得上最接近科学的哲学，逻辑分析方法是研究哲学的科学方法。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从事哲学研究，就是进行逻辑分析，逻辑分析方法是他在哲学研究中“最强、最坚定的成见”。在罗素看来，要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使哲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使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以往的哲学问题进行分析，而只有将运用这种方法后的结果展示给世人，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虽然罗素从未对逻辑分析方法下过定义，但在他1910年以后的几乎所有哲学著作中都可见此方法的运用。《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一书，就是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典范之作。

张申府提倡的主要哲学方法——“逻辑解析”，就是来自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从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马克思直到罗素，凡是一种新哲学必定有与之相应的新方法。张申府提出的“具体相对论”首先也表示一种方法。他说：“我自己的哲学也是偏向于方法方面。”这种方法就是“逻辑解析”，并且“与罗素鼓吹最力的逻辑解析法，当然有大关系”。张申府在其诸多论著中都提到过他对罗素逻辑分析方法的继承和运用，这也成为他的哲学的主要特点。从把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的角度而言，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的最后一章“逻辑分析哲学”中，提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逻辑分析。张申府继承了罗素的这种观点，他在《论什么是哲学》中，提出了他对哲学的五种界说，其中之一就是：“哲学就是逻辑解析。”哲学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语言进行细致精深的分析，厘清语言中的错误，避免无谓之争。罗素没有对逻辑分析方法进行过定义，而张申府总结了逻辑分析方法的三种含义：“（一）厘字义，清辞谓，爬梳句法，条贯系统；（二）辨别类型，展示型式；表著类滋，函变，章显关系，结构，句子；（三）即实立说，以构代推；准节省律，剔除虚废——着实，责实，核实，归于分收具体。”对逻辑分析的三种界定，都是罗素在多部哲学著作中使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所包含的意义。例如，厘清概念、分析句法、类型分层、用构造代替推论、坚持实在论立场，等等。

张申府认为，“逻辑解析”的对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概念；二是句子或命题；三是思想体系。对概念的逻辑分析就是厘清概念的确切含义，对句子或命题的逻辑分析就是找出句子或命题蕴含的意义，对思想体系的逻辑分析就是寻找思想体系的逻辑脉络、显示其立论的根据。将这些对象进行逻辑分析，最后总能够还原为“每人的直接经验”。张申府所说的“直接经验”，就来源于罗素的感觉材料理论。罗素认为：“感觉材料只能是物理世界的终极成份。”无论是在推论还是在构造中，感觉材料始终是罗素建构实在世界的“终极成份”。在罗素这里，感觉材料是经过逻辑分析的方式获得的。张申府继承了罗素的这一逻辑思路。他说：“逻辑解析就是由逻辑而到经验，法似抽象，而其实，找的是具体。”这里的“具体”即“直接经验”，也就是罗素的“感觉材料”，是罗素认为的“最硬”、最实在的原材料。

哲学的作用之一是发扬理性，张申府认为“逻辑解析”是发扬理性的极致，因此也可称之为科学方法。“哲学解析乃是理性的极致，在根本上，是与科学法一致的。”罗素在《论哲学中的科学方法》一文中，对逻辑分析方法作为科学方法作过详细地说明。罗素认为：“在哲学中采纳科学的方法将迫使我们放弃解决传统哲学中许多更有野心且符合人类兴趣的问题的希望。”也就是说，使用逻辑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就会迫使我们放弃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含混不清的命题，使哲学走向科学的道路。张申府赞同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便是最哲学而又最科学的科学哲学家。”逻辑分析就是要对语言文字进行分析，“把语言文字弄清楚，岂是玩的字面把戏，至少也会有助于世界事理的普遍阐发”。使世界事理得到普遍阐发，也就实现了“通”，这是张申府哲学思想的重要目的和追求，即“哲学的目的在于通。就是专门哲学的要把言语弄清楚，也是为的通”。哲学的“通”是通过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而实现的。

四、结语

从历史观、知识论和逻辑方法论等三个方面阐述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接受与转化，呈现了张申府与罗素之间较为细致的关联。在历史观上，张申府提出建设“第三文化”“革命文化”，这是受到唯物史观以及罗素对中西文明讨论的影响，试图建设一种超越东方保守主义与西方激进主义的第三种文明新形态。在知识论上，张申府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具体相对论”，其直接的理论渊源就是罗素哲学的类型论。张申府虽然主要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大客观主义”进行诠释，但它也蕴含了知识论方面的意义。“大客观主义”试图超越主客二分的界限，这是受到罗素哲学“中立一元论”的深刻影响。在逻辑方法论上，张申府继承了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他认为对不同的对象进行逻辑分析，其最终总是能够还原为个人的“直接经验”，而这个直接经验就是罗素哲学的基础“感觉材料”。当然，在上述三个方面中，不仅仅是罗素哲学对张申府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维也纳学派等也成为张申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张申府提出过要将孔子、罗素、列宁的哲学熔铸为一体，创造一种“三流合一”的哲学命题，最后建构“通”的哲学体系。从现有文献来看，张申府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工作，对其哲学思想中的诸多问题并未展开讨论，如“具体相对论”“大客观主义”等仅在几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哲学观点和构想，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哲学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申府是中国近现代哲学中较早融合不同哲学传统，试图建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

罗素对张申府的影响是全面性的，除去上述三个方面，罗素的婚姻观、自由观、教育观、社会改造理论，等等，都成为张申府哲学思想的议题。这里主要从历史观、知识论和逻辑方法论等三个方面讨论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与罗素哲学之间的关联，论述罗素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施与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是如何借助西方哲学资源来回答古今中西之争的。

作者：黄兆慧，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来源：程志华主编：《畿辅哲学研究》第四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第199-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