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哲学方法论探微

赵蕾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张岱年特别注重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并提出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他借用“对理”与“拔夺”的概念来说明文化的可析取性，并借此将“创造的综合”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互区别。张岱年以为，现代中国需要的哲学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和批评的。也就是秉持与生活实际相联的客观主义立场，把握事物变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联系，有缜密论证和明确指验。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张岱年总结中国哲学发展新路径，即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中国新哲学在方法论层面要融合逻辑分析法和唯物辩证法，同时要以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为基础。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中，以王夫之、颜元、戴震为代表的气学或事学，可当作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同时，张岱年也认同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相统一的思想特征，并提出“体验、解析、会通”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完成在哲学方法论中的综合创造。

关键词：创造的综合；唯物；解析；体验；会通

中国哲学总在进行着综合创新式发展，大体而言，传统哲学中的综合创新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仁学为代表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西汉时期以黄老道家和董仲舒新儒学为代表的第二次综合创新，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佛教的中国化和理学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三次综合创新。张岱年也在进行融合中西文化资源的工作，他觉得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需要做两项基本工作，一方面要对历史传统进行总结，对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有明确认识；另一方面也要对西方文化做具体分析，再结合我国国情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由此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自己撰写的名词，他说：“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这个观点，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

一、张岱年对中西文化体用问题的辨析和对新哲学特征的探索

张岱年曾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发表自己对于中国未来新文化的看法，提出要做一种“创造的综合”，这里所讲“创造的综合”既非全盘接收西方文化，也非重新恢复传统文化，又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它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特色，又要与世界文化相适应，并要着力建设新的中国文化，使其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的创造主义”，即不抄袭、不因袭，而要重新创造。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如何界定中国文化的自身特色，如何把握世界文化的潮流趋势等。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势必要与西方文化相对照，张岱年列举出西方文化的四个特点，即力的崇拜、科学、工业、民主政治。西方文化注重知识与工艺，强调对外物和外在关系的改造。与此相对，中国文化特色也可以用四点来总结，即中庸的行为态度、人伦之注重、农业、士大夫统治。对中庸、人伦的注重源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以自然经济、家庭家族本位、君主专制为基础，但这些都属于中国文化过去阶段的特点。

同时，张岱年也对文化哲学的体用问题做出讨论，我们由此可对“创造的综合”做进一步理解。张岱年之所以要在创造以外又讲综合，原因在于创造不能无所依据，我们可以将东西方文化的既有成果作为发展的基础，并且不只融汇东西方文化的长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新的发展。沈昌晔曾对“创造的综合”提出质疑，他把这种“创造的综合”界定成半因袭、半抄袭，因为他觉得文化是不可分的，要接受就须全盘接受。与此相反，张岱年以为文化是可析取的，这也是“创造的综合”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不同之处。对此，张岱年特别引入“对理”与“拔夺”的概念，想要减少在文化交融尤其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的“流弊易染，精微难学”的缺欠。他说：“想了解创造的综合之真义，还须了解‘对理’。‘对理’中有所谓否定之否定，新事物之出现，及‘拔夺’作用。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容出现。凡创造的综合，都不只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出现的新整体。创造的综合决非半因袭半抄袭而成的混合。”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对理”理解成“辩证”“否定之否定”的意思，把“拔夺”理解成“萃取”“提炼”的意思，所有创造的综合都不只是简单的结合，而是对旧文化进行否定之否定，汲取中西方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融进符合社会实践的新元素，以此进行新文化的创造。

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张岱年把这句话解释成以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体、以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类似指导原则与具体措施的关系。但清末以来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能互通的，所以后来在中国真正发生作用的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对，张岱年曾提到过“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说法。“今中为体”，就是结合革命实践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同时批判继承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使得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既有传统特色又能与时俱进。“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

文化发展必然要遵循批判继承、革旧创新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专制思想、奴隶道德等，都是鄙陋的传统，应该被严肃清除。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传统、辩证思维传统却属于中国文化中的独到内容，尤其在人伦关系方面，传统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说法，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更是可贵，以致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并觉得这种伦理型文化因为过于注重群己和谐，所以容易损害独立人格。对此张岱年强调，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思想虽然重视人伦，同时也强调人格的尊严。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其含义之一即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达到“真正的人”的自觉。并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也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张岱年在回应沈昌晔对中国文化质疑的时候明确说道：“创造力实由健全的有创造性的人民发挥出。所有健全的国民，康强聪敏，有魄力有胆量，无奴性无惰性，肯下苦工夫，有创造精神，有坚定的信仰的人，就是创造新文化的原动力！这些人的信仰，能激发精神鼓舞勇气的信仰，就是创造原动力！”

与中国文化的过去阶段相对，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须满足四项条件，即“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张岱年始终相信，有力的哲学更能够激发民族的潜能，“中国以前思想，蔽于静而不知动，蔽于家而不知群，蔽于中庸而不知力；今后思想，应注重力、群、动，注重克服环境而利用之，注重自作主宰改造环境之理想”。中国传统思想更重“正德”的一面，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和谐，今后应该发掘中西传统重视“利生”的一面，同时要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并发展光大，且能够革正克服其中弊病，批评吸收西洋哲学并努力奋进，迎头赶上。同时，张岱年也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它曾将中国思想发展分成特色鲜明的两阶段，即以弘毅、刚动为特征的三代到先秦时期，以柔静、谦和为特征的秦汉到明清时期。而未来的中国哲学必将经历否定之否定，再次呈现弘毅、刚动的思想面貌，这是中国哲学“未来的新合”。

在《哲学的前途》文章中，张岱年对西方哲学流派做出简单梳理，并将其归结成五种类型：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张岱年坦言，哲学固然能够影响社会实际，但哲学最终是受社会实际支配的。同时他也相信，将来的世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要重点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因此，将来的哲学应当具备三项特点：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也就是秉持与生活实际相联的客观主义立场，把握事物变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联系，有缜密论证和明确指验的哲学。这种新哲学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科学的哲学的好处在精细，却有怀疑论的倾向；新唯物论的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的色彩。这二派的综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学”。现代中国需要的哲学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和批评的。

二、新旧唯物论的差别与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

哲学就是证体的学问，现代新儒家在对本体的探讨过程中，把本体归结到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不同层面，形成诸如新唯识论、道德形上学、究极本体论等理路，就思想传承而言接续宋明新儒家的历史传统。而张岱年的新哲学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的面貌。自罗素访华以来，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唯物辩证法也逐渐传到中国。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在会通中西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中国自身的哲学体系。张岱年的兄长张申府最早在国内提倡“解析的唯物论”，认为未来哲学的建立方向就是维也纳学派和辩证唯物论的结合，也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世界观、以逻辑分析法为方法论的哲学，同时也要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相联系。张申府曾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编余中提到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想法，对此张岱年解释道：“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即中国新哲学在方法论层面要融合逻辑分析法和唯物辩证法，并以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为基础。可以说，“三流合一”便是张申府构想的建立中国新哲学的方法，也启发着张岱年不断探讨中外哲学综合的问题。这也被认为是张岱年提出的“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雏形。

后来，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张岱年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发展新路径，即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或者说，把唯物论、唯心论、分析哲学综合起来。“创造的综合”就是对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的一种综合。张岱年吸收怀特海有机、创造的概念，他的唯物论充满浓厚的生生、变化的色彩。张岱年所著《天人五论》中的“事理论”特别注重三方面的内容：历程与事物、理或物则、一本多级。即把宇宙视为流转变迁的大历程，“起起不已，过过不已，事事相续”。物质是宇宙中最根本的存在，生生是宇宙中最根本的原则。宇宙以物质为本源，生命、意识等都由此派生，所谓“物源心流”便是此意。这种新唯物论继承旧唯物论的客观实在的观念，同时扬弃旧唯物论以物质为实体的观念，而是接受怀特海的生机主义的过程哲学，也吸收中国哲学尤其《易经》中大化流行的思想。在《关于新唯物论》文章中，张岱年也曾仔细分别新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不同处。首先，新唯物论中的唯物，并非物质实体的意思，而是自然先于心知的意思，也就是说新唯物论更带有客观主义立场。其次，新唯物论更注重物和生的区别，物为一本，而生、心为数级，不会将生还原成物，也不会以物解生。在知识论层面，既肯定感相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性，也承认先于感相的外界实在。现象世界即是实在，并非在现象以外别有实在。在此，张岱年特别提到郭象“自生”“独化”的哲学概念，将其归结为中国哲学中的非本体派。

“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综合必须有所倚重，张岱年这里所讲的综合，倚重于唯物，是一种唯物的综合。同时，新唯物论也综合许多矛盾的概念，既讲唯物又讲人的力量，既讲变易又讲必然。张岱年希望新哲学能做生活的指导，克服天然、达成理想。新唯物论有两个出发点：知行合一、人群社会。所以它是实践的哲学，也是群本位的哲学。对此，张岱年特意谈到“本”与“至”的区别，“物为本，心为至，居其间者为生”，也就在讲，心受物的制约但能反作用于物，同样人受境的制约也能够变化境，这就凸显出实践的重要性，也能反映出新哲学理想主义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墨、法等诸多学派当中，儒家最终成为对中国传统有持久影响的哲学，尤其宋明新儒学的形成，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有着直接影响。张岱年把宋代以来的哲学大致分成程朱派，陆王派，王夫之、颜元、戴震一派。其中，程朱派主理学，陆王派主心学，王、颜、戴一派可称为气学或事学。这三大学派中，王夫之、颜元、戴震的气学或事学由于具有鲜明的唯物论倾向，因而最值得在构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时所重视。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部分的阐发，突出强调王夫之、颜元、戴震一派的贡献与意义。尤其在方法论方面，他讲道：“宋代以后的哲学方法，可大别为三。一，邵子张子程叔子及朱子，以对物的直觉为方法。……二，程伯子陆象山王阳明，宗述孟子。专以反观内省为方法。三，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反对直觉。船山重观察与辨析，而亦重实践。习斋最重实践，而亦尚观察。东原则专重辨析。”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三种倾向，宋代以后形成“理学”“心学”“气学”三种流派。其中，理学和心学都在某种程度带有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只有气学承接着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所以张岱年明确讲到“气本论是唯物论的中国形式，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在实践哲学、群本位哲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当下，更应该受到重视。

张岱年曾提起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观意图，即要做到深、准、全、新。其中所谓“新”即“着重阐扬中国旧哲学中含有辩证唯物论的朴素倾向，大力表彰张王颜戴哲学的意义”。他曾受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启发，力主将明清之际王夫之、颜元、戴震等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哲学传统当作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唯气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所谓践形，即充分发展人的形体，这种观念是注重动、生、人本的。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我觉得，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王、颜、戴的哲学，都不甚成熟，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很对的。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在此，张岱年明确地指出王夫之、颜元、戴震一派的哲学传统对于中国新哲学的意义，“要而论之，反理学与心学的事学，是足为将来新哲学之先驱的”。

三、辩证解析与哲学慧观

张岱年在其学述当中，将他提到的“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的中国哲学发展新路径归结成两方面的综合，“一方面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他晚年仍然强调“我属意于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即以辩证唯物论为根本，兼有现代逻辑解析哲学方法，而又发扬中国固有哲学优良传统的新哲学”。

解析是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解析”即“辨意谓，析事实”，既包括对概念的分析，又包括对经验的分析。张岱年想要创建一种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能解释实践经验的新哲学，所以他接受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却也批评维也纳学派不谈事实的思想倾向。同时他非常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领域中的运用，并认为逻辑学是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他曾讲道：“解析法之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治哲学之基本工夫，实在于解析，厘别不同的意谓，剖分复杂的事实。哲学有所说，必须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欲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则必有假于解析。”这里所说的解析可以分为名言的解析和经验的解析。名言的解析包括：名之意谓的解析、命题的解析、问题的解析和论证的解析。经验的解析包括：经验所含要素之辨别、诸要素间关系之察识、一现象与其他现象之异同的辨别。解析法积极求事理，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在哲学领域中最占优势的方法。

一般来说，解析包括物理解析和逻辑解析，所谓逻辑解析并非把整体事物拆散，而是把不同的意谓分别开、把混淆的语言弄清楚。辩证法也是一种解析法，可以称为辩证的解析，即考查事物和理论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逻辑解析也不否弃哲学慧观，相反，逻辑解析之所以没有结论往往是没有哲学慧观所致。张岱年借用罗素《人的外界知识》中的话来讲：“当用方法所能作的一切事情都已做完，便达到了一个阶段，在此只有直接的哲学慧观能奏效。此时所缺乏者乃是逻辑想象之某种新的努力，以前不曾想过的可能之把握。……真正的可能，一般说来，一经想到，便会很迅速的以吸收表面上相冲突的许多事实之可惊的力量证明自己。”表面看来，解析与慧观在思维方法上属于对立关系，但想象、预见等带有直觉性色彩的方法在解析方法穷尽以后更能带来新的洞察力。

张岱年依照英国现代哲学家C.D.Broad的观点将哲学分成两种：批评的哲学和玄想的哲学。其中批评的哲学旨在对具体哲学问题进行辨析，玄想的哲学则通过整全的直观进行思想创造。张岱年在反省旧唯物论的过程中，注意到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玄学、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逐步形成对新唯物论的系统理解。他能够熟练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探究中国哲学的概念内涵。例如，他曾指出“两一”概念所包含的五项内涵，即对待之必然、对待之合一关系、对待之相转而生、对待合一与变化、对待与合一之关系。但逻辑分析方法在根本上是反对玄想或形而上学的。“所得不怕小，惟求其精确可证实。不求大，惟避玄空无参验。”逻辑解析追求可证实的结果，而非超言绝象的本体。

对此，张岱年曾提出“大逻辑观”，旨在将西方形式逻辑、中国古代名辩逻辑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结合起来。西方逻辑属于一元性的、理想语言的、对象化的、纯演绎性的逻辑。而中国古代逻辑，除通常所讲正名、立辞、论辩以外，还有很多特殊语言下的逻辑，它是多元性的、非对象化的、非演绎中心的逻辑，体现出一种具体性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并非实在世界的种种样态，而是基于实践理性而建立的行动逻辑或语用逻辑。逻辑解析属于一种剖析具体事物的技术，解析对象在概念、命题、意谓，它是一种运思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讲，辩证法属于慧观，所谓慧观即总体性观照的意思，它是一种认识事物的立场和态度。张岱年充分肯定哲学慧观在知识发展中的重要性：“所谓‘哲学的慧观’，在解析上实大有重要。逻辑解析最后之得结果，大概大部分是依靠慧观的。逻辑解析而至于无归宿，无结论，即由无慧观所致……没有哲学慧观，虽有精密缜细的解析，也难于有结论。慧观与解析乃是不可离的。”

本体是不可感知、不可思议的，张岱年也充分认识到“理智者了别之能，直觉者通贯之悟；理智重辨分，直觉能总观。直觉能启发新见，而条理系统由于理智”，我们可以把慧观理解成“直接冥会实体，或谓入于实体中而觉之，不假耳目，不假推论，而直会实体之真相”。在此，张岱年充分肯定直觉方法在把握本体中的重要作用。张岱年认为，直觉有两种：普通人的直觉和神秘家的直觉。普通人的直觉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方法，张岱年还是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自然地认为方法应当是逻辑的、思辨的、系统的，普通人的直觉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人类之有直觉，人类之有神秘体验，皆系事实。其在新观点之启发、新见解之提示，亦有其贡献。然就普通人之直觉而论，至多止是方法中之一段而已，不足成为一独立的方法。”就神秘家的直觉而言，可分成物的直觉和内省的直觉，因其在思虑之外所以也不能成为哲学方法。“神秘家之直觉，则不务观察，废弃思虑，而惟期冥会。实不过养成一种内心幻景而竟执为唯一真实而已。”所以，无论物的直觉还是内省的直觉都不能成为独立的哲学方法。一种方法想要成为哲学方法需要满足两项标准：能够把握哲学所要把握的对象；必须是一种思维方法，即逻辑的、思辨的、系统的。如果仅讨论直觉，那所思所言容易变得暧昧神秘、无法把握。“所谓入于物中而知之，实则并无事实，不过幻想而已。所谓以直觉认识本体，或冥会真知，实不过将自己之感受说为实体之真相而已。且即令能入于物中，其所觉者，是否即物之真相或物之全相，亦殊不易肯定。”总的来讲，张岱年虽然看到直觉在知识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否认将直觉当做把握形上智慧的可靠方法。认同直觉法的哲学家强调感觉，但感觉在把握本体方面同样存在困难，所以张岱年尝试用体验、解析、会通相结合的方法论去取代直觉法的功能。

不过，直觉方法在体认本体方面仍然不可被忽视。依靠感觉经验可以获得对特殊事物的知识，而对整个宇宙的普遍知识的获得则来源于心的直觉。这种直觉以道德修养或者说尽性工夫为基础。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将中国传统哲学所用的方法概括成六种：验行、体道、析物、体物或穷理、尽心、两一或辩证。其中，体道与尽心都是直觉的方法。就道家来讲，老子“涤除玄览”便属于直接冥会宇宙本根的直觉法。庄子“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就属于直觉境界。欲求真知，需要除去好恶爱憎的情感，忘掉生死得失的区别，达到真人的境界，才能体认绝对的道。通过思来求明是不可能的，无思无虑即纯任直觉，才能得到最高知识。就儒家来讲，孔子所谓“一以贯之”便是后来直觉法的渊源。孟子讲反省内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由心的内省来领会宇宙根本原理。荀子讲“虚壹而静”有些类似道家，想要追求一种超越对待的无所偏倚的纯粹客观的心境。邵雍“观物”即透于物中与物合一。张载的“存神”即基于道德修养的直觉。这些都看到直觉方法在获得最高知识中的重要性。

四、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

张岱年讲道，中国传统哲学有四项基本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强调宇宙最高本体便是道德基本准则，二是强调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一致。自古以来，中国哲学便以“天”“道”“理”等为最高概念，宋代学者更把宇宙本体与道德原则统一起来。宇宙的最高实体是理，而理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同时，中国传统哲学注重“闻道”，宋儒明确讲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所谓“穷理”既要知道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又要知道人伦道德的基本准则，以便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由此，本体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以及修养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

在哲学方法论方面，张岱年的贡献在于把辩证法和解析法结合起来，同时对罗素式的直觉法也有肯定。但在《天人五论》以后，他不仅坚决排斥直觉法，还把辩证法排除在哲学独有的方法论之外，并提出“体验、解析、会通”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完成在哲学方法论中的综合创造。张岱年指出：“哲学于运用逻辑之际，可谓三特殊方法：一为体验，二为解析，三为会通。”他看到直觉在把握本体方面的重要性，但否认把直觉方法当作一种哲学方法，而尝试用体验、解析、会通相结合的方法论去取代直觉法的功能。

体验与实践相互联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法，能够达到与存在统一。“体验即知行一致的工夫，为随知随行知行相顾之方法。”体验是哲学的首要方法，只有依靠体验才能解释并指导人的生活实践。人也是实在之流的一部分，只有在实践当中与外物交涉，才能够了解实在之究竟。所谓体验就是在有身体实际活动参与的实践经验中考察对象。“兹所谓体验，谓以身验之，或验之于身。体即身体，验即察验。就身体之所经历而考察之，谓之体验。”体验，或者说践履，属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特色。中国哲学尤其注重将传统的文化理念落实到现实的人格生命当中，这种落实便需要以身体道的阶层以活生生的、肉身性的方式来实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便是此意。在此，张岱年把体验概念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中抽离出来，并将其解释成“以身体实际活动考察”，也就与新唯物论的实践观点联系在一起。张岱年在理论体系方面的目标即创建“能解释一切经验而无漏，并可预先解释一般的未来经验”的哲学系统。这里所说的经验即生活经验，生活经验中最重要的即实践经验。要使哲学体系能够解释生活经验，就不能离开对实践活动的考察，而在实践中考察对象，就是张岱年所谓体验。

颜李之学之所以能成为新哲学的生长点，就在于颜李之学注重实事实物、实用实功、实习实行，排斥“空寂静悟、书册讲诵”，呈现出与汉唐训诂之学和宋明性理之学全然不同的面貌。张岱年将其主要内容概括成三方面，即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物(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娴、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能在宋明学者那里，颜李学派所讲的这些内容太粗，宋儒更喜欢谈玄析理，殊不知由粗而精正符合儒家下学上达的宗旨。在功夫论层面，颜李学派重事物、重习行，相信良好的生活和崇高的境界都要在日常生活的动态实践中达成，反对宋儒主静的功夫：“宋儒内外精粗，皆与圣学相反：养心，必养为无用之心，致虚守寂；修身，必修为无用之身，徐言缓步；为学，必为无用之学，闭门诵读。不去其病尽，不能入道也。”而“圣学践形以尽性，耳聪目明，践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践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践身心之形也。践形，而仁义礼智之性尽之矣”。

会通，即融会和通观，“解析为于同见异，剖一为多。会通则系于异观同，合众为一”。会通更接近老庄哲学“以道观之”的概念，张岱年也将其称作“缩观法”，即在致知进路上把握永恒性、统全性的特征，“视物为大宙之无穷的变化大流之一瞬”，“视物为大宇之无穷的扩展之一端”。张岱年认为，辩证法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它通过考察事物的全貌进而发展事物变化发展规律，而辩证法之所以能成为最适合哲学的方法，就是因为它能够达到对宇宙流行和社会发展历程的全面理解，并能在认识层面破除成见、达到会通。辩证法的联系和变化的观点以及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可以用中国哲学中“反复”“两一”的范畴来概括。“两一”就是对立统一的意思，事物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联系并非融结，而是对待而合的意思。同时，哲学方法与哲学修养也是相即不离的关系。张岱年在谈到哲学修养时说：“哲学方法之运用，更以若干必须的精神修养为基础。有此种精神修养，然后从事哲学之研究，方可有所得。如无此种修养，则虽博览强记，仅助其记诵；虽广说博辩，止成为戏论。此种修养，可为方法运用之初基。”修养工夫有三方面：一是存诚，二是善疑，三是能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存诚”的意思，又因深受实践哲学的影响，张岱年将“存诚”赋予注重征验、不做无妄之说的含义。“善疑”“能辟”即破除习见，敢于进行前提反思，进而开启新思路，建立新范畴。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有着自然论与理想论结合的倾向，它肯定现象即实在，所以从不追求出世的理想，相信能在日常生活中达成至理境界。理想主义更是中国哲学的特长，历史中不乏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描述和憧憬。“综合唯物与理想，实正合于中国哲学之根本倾向。”张岱年在30年代就提出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这“生活理想之四原则”。首先是理生合一，所谓生即生命、生活，所谓理即道德、规律。在人生论方面，西方哲学注重生，中国哲学注重理，像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充分体现中国传统哲学重理的态度。但理并不是桎梏生的手段，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理和生之间也可以达成“生之和谐”的境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这样的境界。实践理义、充实生活，两者相即不离。理、生合一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与群合一。中国传统哲学中常见“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命题，但在实际生活中，与个体相融的应当是人群、社会、国家。“群即是我，我即是群，为群忘我。”这样便不再有与群相对的小我，群的利益即是我的利益、群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在群体生活中也能得到最大的快乐。义命合一，义即理想的当然，命即现实的必然，义命合一也就是处理好理想与现实间的关系，通过自身努力，认识并解决客观情境中的内在矛盾，促使理想变成现实。动的天人合一，与静的天人合一相对。所谓“静的天人合一”多指通过身心修养而达成的与天为一的神秘境界，而“动的天人合一”旨在实践行动来改造天然，使得天人之间达成一种实际的协调，这就需要戢天、乐天的精神。张岱年也曾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不仅物质世界要遵循辩证法中“一乖一和”的发展原则，生活世界也要“充生以达理”，实现“兼和”的理想境界。

总的来讲，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建设以“创造”为核心的中国新哲学和新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哲学方法论方面，他运用逻辑解析法、唯物辩证法阐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同时注重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理想主义的特长，由此，将西方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结合起来。

作者：赵蕾，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哲学、近现代哲学。

来源：程志华主编：《畿辅哲学研究》第四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第182-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