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德运问题新探：从邹衍到贾谊的历史哲学
刘斌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德运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的重要议题。战国后期到汉初，五德终始说形成并应用于政治实践。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黄帝与舜之间有四位帝王，其德运皆不同。秦朝君臣据邹衍之说而定本朝水德，又对邹衍之说有所改造，并将历法、岁首引入其中。汉初朝廷层面依次行用准火德（南方火德）、水德、水火德兼有之制度，又试图改用土德，学术层面则有儒生主张的土德与军功旧臣主张的水德。这些都反映出汉初君臣和学者对秦汉两朝的政权合法性尚无恰当认识，也说明仅凭五德终始说难以合理地解决秦汉两朝的德运问题，那么三统说和新五德说的出现就成为势之必然，秦汉两朝的德运问题须由经学的历史哲学的介入才能解决。
关键词：秦；汉初；德运；五德终始说；邹衍
德运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文化的重要议题，与之相关的重要内容有古史整理、历史建构、政权合法性论证等，战国后期到东汉初期是这些内容形成的关键时期。五行说的大规模应用是在汉代，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思维方式。【1】顾颉刚先生、钱穆先生的研究提出很多新见，颇具开拓之功。【2】近年来相关研究很多，为重新考察此问题提供了方便。前贤时彦对秦汉德运问题多有论述，然或不免疑古过甚。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3】其实秦汉的德运问题远较此复杂。本文踵武前贤时彦，发掘賸义，基于传世文献，集中于五德终始说兴起的战国后期到汉初阶段，重新考察它与政治和历史的关系，梳理传世文献所载的自战国后期至汉初关于德运问题的发展脉络。
一、邹衍与秦汉德运问题的兴起
邹衍是战国中后期的阴阳五行学大师，【4】其五行说全貌今已不可睹。《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5】然则邹衍的历史观中的五行说是相胜说，殆无异议。【6】《史记》载其说之梗概：
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7】
可知邹衍所论五德终始的时间起点是天地开辟，远在黄帝之前。【8】天地开辟之后，政治和历史随即以五德相胜为法则而运动。邹衍的五德说兼有相生、相胜说，【9】他之所以用相胜说，是与他“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方法论相符，因殷、周二代皆以革命而得天下，与五德相胜的模式相似，依此而上推，则历代帝王皆以五德相胜为序。
邹衍五德终始说的要点有三，即“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符应若兹”，【10】其详载于《吕氏春秋·应同》：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木，草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11】
《应同》云黄帝时“土气胜”，《文选》注引《邹子》云“虞土”，论者据此而认为黄帝至舜皆属于虞朝，【15】顾颉刚云：“自黄帝至虞为一代，如《史记·五帝本纪》然，以为五帝共占有此一个土德。”【16】然《史记》还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显然不能将本纪皆视为朝代。《史记》将五帝并列入一个本纪，并非由于他们是一个朝代，而是由于五帝成一系统而且五帝的本纪的文字篇幅较小，故应合而为一，以便记述和编纂。又有论者据《尚书》中将《尧典》归入《虞书》中，而推断尧属于虞朝，进而推断《应同》、《邹子》是将黄帝至舜皆归为虞朝。然而考察《虞书》诸篇，其最主要人物是舜，尧并非最主要人物；而且《尧典》本与《舜典》为一篇《舜典》，《舜典》记述尧是将此作为叙述背景而切入舜；而且经文明确称舜为“虞舜”，而未在尧前冠以“虞”字，其中必有深意；而且若因《虞书》中有尧就认为尧也属于虞朝，但是《虞书》中还有关于禹的大量文字，难道说禹是属于虞朝而非夏朝？故知《虞书》中有尧并不能推出尧也属于虞朝，更不能推出黄帝至舜皆属于虞朝。论者或认为黄帝以下的五帝皆纳入黄帝的土德中，【17】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建立于五行相胜说上，五行相胜与革命相关，而颛顼、喾、尧、舜皆是黄帝子孙，皆行禅让，因而认为黄帝至舜未改德，皆用黄帝之土德。【18】然而黄帝之前也行禅让，舜、禹也行禅让，若如此说，则从天地开辟到禹皆应是土德，这与《应同》等篇所云不符。而且此说与邹衍“以小推大”的方法论抵牾，因邹衍是从经验出发而进行推理，【19】他从夏、殷、周这些经验之内的五行相胜规律向上推至黄帝，向下推至后世，朝代之间皆应是五行相胜，即使禅让也应如此。而且“古六历”黄帝、颛顼之历法和岁首不同（参见下文），则黄帝至舜不能皆是土德。即便邹衍的帝德谱中无黄帝与舜之间的帝王，也应理解为邹衍还未明确黄帝与尧、舜之间的帝王都有谁，而不应理解为黄帝与舜之间的帝王皆是土德。论者或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五帝说不相涉，【20】但是考察近人之说，顾颉刚区分了“前期五帝说”和“后期五帝说”，“前期五帝”以黄帝为首，包括颛顼、喾、尧、舜，主要出于《国语》、《五帝德》、《帝系》、《吕氏春秋》等战国文献，“与邹衍时的史说合”，此五帝当包含在《史记》所云“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后期五帝”以伏羲为首，包括神农、黄帝、尧、舜。【21】刘起釪补充另一种五帝说，包括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是战国末奠定，至汉代形成和确立的‘阴阳五行说’所创，始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篇》全承此说”。【22】施之勉指出阴阳家与儒家的五帝异说：
五帝有二说。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见于《吕览·十二纪》，盖阴阳家之说也。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见于《大戴礼·五帝德》、《帝系》，盖儒家之说也。【23】
以上几种五帝说都不是在黄帝之后直接承以夏禹。邹衍作为阴阳家的代表，应当会承认黄帝之后的少昊（或其他某位帝王）、颛顼，其五德终始说应当包含他们的德运。即便少昊是否属于邹衍的圣王谱系尚存疑，然邹衍认为五帝不同德应当是明确的，只是这五帝具体所指不易确定，因为若承认少昊（或其他某位帝王）承黄帝而非颛顼承黄帝，则舜将被挤出五帝，故《邹子》、《应同》、《齐俗训》等篇未明言黄帝与舜之间的帝王及其德运。而且邹衍之所以仅言及黄帝和舜以下的德运，是由于他认为土德是五德之始，而黄帝、舜皆是土德，代表各自一轮五德终始的开始，故他省略了黄帝与舜之间的帝王的德运，而不是说他认为黄帝到舜之间皆是土德。此外，这几篇之所以未提及少昊（或其他某位帝王）、颛顼、喾，也因为关于他们的治法、符应的说法太少，【24】而黄帝是五帝之首，禹、汤、文王距战国较近，故仅截取此四帝王以示意。钱穆认为少昊插入五德终始之序中的时间在董仲舒之后、刘歆之前，【25】可能早在邹衍时期就应当有这种端倪，只是不一定是少昊，或许是其他某位帝王。董仲舒的帝王谱系之所以无少昊，是由于他采用儒家的五帝说而非阴阳家的五帝说；司马迁的五帝中无少昊，是由于他采用《五帝德》，需要迁合“五”之数。
《汉书·艺文志》以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26】可知阴阳家善于星象历法。据《史记·历书》，邹衍之五德终始说应当包含历法的内容，【27】然其详已不可考。鉴于通常认为所谓“古六历”成于战国时期，【28】与邹衍的活动时间相当，则不能排除邹衍将五德终始说与“古六历”相联的可能。而“古六历”又各有岁首，则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可能已与“古六历”和岁首融合为一体。也就是说，邹衍可能已将天地开辟以来的“终始传”和“历谱谍”融合为一体。【29】综上所述，兹将邹衍的帝王谱及其五德之运列表如表一。为严谨起见，表中的岁首和历法仅以表示其与帝王德运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表示邹衍的学说中必然有此对应关系。
冯友兰曰：“《应同篇》中五德转移学说来自于邹衍。”【12】《应同》仅言及黄帝、禹、汤、文王，案《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服尚黄。夏后氏，……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服尚赤。”其注云：“《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13】《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云：“《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14】此皆提及虞舜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的德运为土，然则邹衍之说当不限于黄帝、禹、汤、文王四代。
王梦鸥指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分两种，一是小型的、五行一年一周的终始，是王居明堂而行的时令，是五行相生之序；一是大型的、五行从天地剖判以来的朝代的终始，是受命而王的制度，是五行相胜之序。【31】或许正是由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有此两种路向，而为汉中期以后五德相生之序逐渐取代相胜之序提供了可能。须指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已有文质救弊之义，严安上书汉武帝：
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32】
他的文质救弊以五德终始说为承载，与董仲舒以三统、四法为承载不同。
秦始皇定本朝德运为水，“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33】正是本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34】然又对邹衍旧说有所改造，【35】明确将五德终始说与岁首、历法相关联。始皇与群臣议功德，曰：“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36】后李斯奏请焚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始皇制曰：“可。”【37】可知始皇、李斯皆认同“五帝—三王—秦”的历史结构，且认为各代治法皆不同。若黄帝到舜皆是土德，则与此相悖。由于秦朝统治的短暂和施政方式的严苛，汉朝人对秦的正统性时有质疑，这融入后来各种德运理论的重建之中。【38】须指出，邹衍遗说未显示五德与岁首的关系，而始皇定水德，以十月为岁首，【39】用颛顼历，【40】则是在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吸纳夏、殷、周三正说以及“古六历”的不同月建，这无疑为以后据三统说来改正朔提供了条件。
二、庶事草创与汉初的德运之争
《汉书·郊祀志》载西汉改德之事：“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41】此略述西汉德运论争，实际情况远较此复杂，且延续至东汉。【42】
汉初有火德、水德、土德之争，这是邹衍学术的流衍。【43】汉初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南方火德”说，此说后来经过重新诠释而被纳入“汉为火德”说中，前者是“五方色帝”知识体系，后者是“五德相生”知识体系。【44】不过，在汉初“南方火德”说存在的同时，还应有邹衍和秦始皇以来的“五德相胜”知识体系与之并行。汉高祖起兵伊始，自居赤帝子，以秦为白帝子，【45】这是以五行方位和五行相胜来定所尚，与五德终始说无涉。【46】彼时尚未考虑岁首的问题，尚赤也只是就旗帜之色而言，未明确提及“火德”概念，与秦始皇定水德时将岁首、服色、度数、音律、治法等作为一整套制度不同。逮西伐秦，“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47】可知汉高祖为汉王时，除沿用起兵时的尚赤之外，又用秦的岁首，岁首问题至此出现。自高祖起兵到立为汉王皆未有明确的“火德”概念和相应的制度，也非由五德终始说推演而来，可称为“准火德”，【48】相当于“南方火德”。以十月为岁首，显示出由准火德向水德过渡的倾向。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高祖入关，以为“乃待我而具五”，【49】遂立黑帝祠，五德终始说始与五色帝说结合。【50】《史记》载：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51】
从“亦”字可知，高祖承认秦的水德，而非以汉承周。【52】高祖既以水德自居，相关的正朔、服色及度数、音律、治法等具体制度沿用秦制。【53】《汉书》载汉初用颛顼历，“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54】亦证汉初沿用秦的正朔、服色等制度。沿用秦制的原因，除司马迁所云“天下初定，皆未遑”之外，还应当因为汉初功臣多明习秦法，而且出于承秦立汉的合法性考虑。【55】不过，虽然高祖自称水德、黑帝，但是并未抛弃尚赤的传统，《史记》载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破赵之“立汉赤帜”，【56】即是其证。
此时期的关键人物是张苍。张苍曾任秦朝御史，属于所谓“秦人集团”，《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阴阳家类收录有他的《张苍》十六篇。【57】《汉书·儒林传》载张苍习《左传》，然从他的学术和政治主张来看，他善律历，曾“历谱五德”，【58】倾向于延续秦制，更像是阴阳家、道法家，与汉初的政治文化环境相符。张苍“首律历事”，【59】高祖六年至十二年（公元前201年至前195年）为计相，“为计相时，绪正律历”，【60】“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61】张苍坚持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还与他认为“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相关。【62】他应当是水德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钱穆称：“汉制度皆定自张苍。苍特袭秦旧，护前惮改作，故谓汉仍水德。”【63】在此情况下，汉自视为秦的继承者，必然承认秦在德运中的地位。【64】此时的改正朔尚附属于五德终始说之下，岁首随德运而迁移，夏、殷、周、秦、汉的德运与岁首、历法分别如下。
汉初一仍秦代旧制，引起儒生不满，这是文、景时期儒学兴起的表现之一。【68】由于秦是水德，使水德具有“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特质，与儒生的主张格格不入。【69】文帝时有水德、土德之争，其实质是后起儒生的改制主张与军功旧臣和亡秦旧臣主导的汉初旧制的对垒，涉及的主要人物是张苍、贾谊、公孙臣。【70】文帝甫即位，贾谊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力主“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71】“以汉为土德”。【72】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73】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74】公孙臣是鲁人，其所言“土德之应黄龙见”为贾谊所无，可知他是具有阴阳家色彩的儒生。【75】文帝有意改制，“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立土德时历制度，更元年”。【76】时张苍为丞相，“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77】“汉乃水德之始”之“始”字说明张苍对秦的德运有新的看法，他不再承认秦的德运，而是认为汉以水德直承周之火德，这应当是他面对儒生的改制要求所作的权变。“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即兼用水德和准火德，说明张苍对汉德也有新的定位，这应当是在延续此前的水德说的基础上，吸纳高祖起兵时的尚赤诸说而做的变通之举。【78】此次改制因新垣平东窗事发而作罢，但是由此可知，文帝时汉廷对秦和自身的德运都有新的看法。不过，前元十七年（公元前173年），文帝始郊见雍五畤，当时文帝已纳公孙臣土德之议，然而“衣皆上赤”，【79】显示准火德制在文帝朝未完全消退。
由此可知，文帝时的水德、土德之争，是儒生希望朝廷捐弃秦法、改用汉制要求的表现之一。儒生的主张之理论基础应该还是秦始皇、张苍采用的五德终始说，【80】但又有所不同。《宋书·律历志》云：“张苍则以汉水胜周火，废秦不班五德。贾谊则以汉土胜秦水，以秦为一代。”【81】文帝时，张苍不再承认秦的德运，汉承周而为水德。贾谊过秦而未弃秦，承认秦统一天下的功业，因而贾谊、公孙臣承认秦在五德终始中的水德，但是贾谊又严厉批评秦法，【82】他主张汉继秦而为土德，隐含之义是汉应当尽弃秦制，改用汉制。贾谊、公孙臣主张的岁首及历法，史书未载，然文帝召公孙臣“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83】说明改用汉历是儒生的改制内容之一。【84】据张苍的主张推之，则贾谊、公孙臣的主张可列表如下。
结语
胡适指出：“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五德终始之说做了帝国新制度的基础理论。”【86】实际上，邹衍遗说对政治和历史的影响远不止有秦一代。放在战国后期到汉初的政治和学术演进的背景下，从政治实践和学术理论两个层面来考察时人的历史和德运理论，以及他们的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可以发现前人未措意处，也可以匡正一些旧说。战国秦汉时人对德运问题的处理与他们各自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又有明显的现实关怀，是政治和学术交互影响的结果，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用各自的学术方法、理路来理解，古史辨派在这方面有方法论的错位。
肇端于邹衍的德运问题原本是围绕五德相胜说而展开，它在秦朝的应用尚无理论困难。但是一旦试图将它应用到汉朝，则会面临一系列难题，最重要者莫过于是否承认秦在五德中的地位，这又涉及用五德相生还是相胜之序，秦制、汉制在汉初的争论，以及儒家、黄老、阴阳家的争论，等等。此外，秦始皇将正朔问题引入五德说，而若正朔有五则难以符合日常生活实际，这使改正朔的问题在五德说内难以运作。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单凭五德说难以恰当地处理秦汉的德运问题，三统说的介入就成为势之必然，董仲舒等人的学说遂应运而生。秦汉德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建设工程，最终通过经学主导而经史结合的历史哲学方式得以解决。【87】
作者：刘斌，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代经学。
来源：《畿辅哲学研究》2025年第四辑第86-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