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修德：《易传》“德”观念的内在理路

乐晓旭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易传》中的“德”观念在赓续殷周以来重“德”传统的同时，建构了一套独特的致思理路。《易传》中的“德”观念以“德合天地”即“人德”效法超凡“天地之德”为其理论前提，以“果行育德”即通过具体的实践行动培育超验德性为其生成机制，以“成德为行”即从超验德性出发以改变经验德行为其最终结果。《易传》中“德”观念的建构意味着其超越观念发生了明显的主体性转向。

关键词：德行；德性；超凡；超验

众所周知，中国人虽然敬奉超凡至上人格神(the transcendent supremepersonality gods)“帝”(Di)“天”(Tian)，但是却不因超凡至上人格神的存在而置人的努力于不顾，他们 “一方面迷信神权；一方面又认为事在人为，得失成败的关键在于人而不在于天”。而此种理论倾向在先秦哲学中表现为对“德”观念的重视，“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尚书·大禹谟》)“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并将 “德之不修”视为人生所忧之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故《孟子·公孙丑上》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实际上，“德”字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甲骨文编》《甲骨文、金文集粹》中均有“德”字。关于“德”之本义，“德”起初为动词词性，《说文解字》解“德”为“德，升也”，段玉裁注曰：“升当作‘登’。德训登者。”故“德”之本义乃是动词“登高”“攀登”的意思。后来，西周时期的“德”具备了名词词性，“周初文献的‘德’字，都指的是具体的行为”，引申为“德行”“德性”，“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易经》中的“德”既有具备经验特质的“德行”，如《讼卦》六三爻爻辞曰：“食旧德，贞利，终吉。”虽然良好德行的丧失会带来危险，但是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仍是吉利的。又有具备超验 (transcendental)特质的“德性”，如《恒卦》六五爻爻辞曰：“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只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德性，守持正固，妇人可获得吉祥，男子则必有凶险。受此影响，《易传》在赓续《易经》“德”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人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蹇·象传》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六十四卦经解》注曰：“水在山上，失流通润下之性，故曰蹇。”《蹇卦》为水积山中却无法流出之象，以此喻行走艰难，“蹇难之时，未可以进，惟宜反求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济险”。君子观《蹇卦》水积山中无法流出之象，身处艰难时刻不可以贸然前行，应反求诸己，培养自身所具备的超验德性，“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

因此，在笔者看来，《易传》中的“德”观念生成与落实既包含主体人自身通过经验德行以培养超验德性 (即从经验到超验)的过程，又包含具备新主体性的人自身从其所具备的超验德性出发以改变经验德行 (即从超验到经验)的过程，“对于‘德’来说，‘行’具有双重意义：既是道德的前提，即道德‘得’之于‘行’(此‘行’读xìng，‘德行’即是‘德性’)；亦是道德的践行，即道德‘施’之于‘行’(此‘行’读xíng，‘德行’是指道德行为)”。具体而言，《易传》强调“人德”应在“与天地合其德”(《乾·文言传》)的前提之下，通过“反身修德”“果行育德”“成德为行”的方式，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培养自身经验德行与超验德性，从而生成新的主体性，对超凡“天地之德”即生生变化之“易道”本体进行补充说明。

一、德合天地：从超凡到超验

“德合天地”是《易传》“德”观念的理论前提。《易传》强调“人德”应效法“天地之德”，这是由超凡(transcendent)到超验，即超凡存在者(the transcendent being)“天地”为超验存在者 (the transcendental being)“人”奠基 (foundation)的过程。

《易传》涉及天、地、人三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传下》)并对 “三道”做出性质上的区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具体而言，“天地之德”包含“天德”“地德”两个部分。“天德”即形而上的纯阳之德， “纯阳，则天德也”，其属性刚健高明，“天之为德，刚不违中”；“地德”即形而上的纯阴之德，“坤者纯阴，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其属性柔顺广厚，“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尽管“天德”“地德”的性质各不相同，但两者均具备生养万物之功，其中“天德”代表创始万物之功，“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传》)“地德”代表养育万物之功，“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传》)关于“天地之德”的具体表现，《系辞传上》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周易正义》注曰：“以易道广大，配合天地，大以配天，广以配地。……四时变通，易理亦能变通。……乾坤易简，可久可大，配至极微妙之德也。”“易道”广大能与天地宽阔相配，“易道”变通能与四时变化相配，“易道”所含阴阳二气能与日月相配，“易道”易简乃是天地之至德，故 “天地之德”即是生生变化之“易道”本体。“人德”包含人所具备的经验德行和超验德性。一方面，“人德”指经验世界之内的具体德行，“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坎·象传》)“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象传》)“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传上》)另一方面，“人德”指超出经验世界之上的超验德性，“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乾·文言传》)“君子以懿文德。”(《小畜·象传》)“君子以自昭明德。”(《晋·象传》)“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象传》)

关于“天地之德”与“人德”的关系，《乾·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大人之德应与“天地之德”相合， “言君与天地相应，合德同化也”。具体而言，圣人应效法超凡之 “天”所具备的“元”“亨”“利”“贞”“四德”以成其自身“仁”“礼”“义”“信”之超验德性。《乾·文言传》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周易程氏传》注曰：“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于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此言“天德”能够生养万物，此为善之大者；“天德”能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会聚；“天德”能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天德”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其正。而君子自身所具备的 “仁” “礼”“义”“信”之超验德性皆是效法超凡之“天”所具备的“元”“亨”“利”“贞”四德而生，“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君子以仁爱为体而为人之君长，“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君子寻求美好事物的聚合以合乎“礼”，“君子能使万物嘉美集会，足以配合于礼”；君子施利于万物而使物各得其宜以合乎“义”，“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君子坚持贞正之道足以办好事情，“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

除此之外，《乾·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疏曰：“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此谓天之自然之象。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超凡之“天”运行刚健不息，君子法此“天德”以成其自强不息之超验德性。《坤·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程氏传》注曰：“顺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载万物，合于乾之无疆也。”超凡之“地”厚实和顺，君子法此“地德”以成其柔顺广厚、容载万物之超验德性。这意味着，人自身超验德性的生成离不开超凡“天地之德”。《大有·彖传》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 ‘元亨’。”《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注曰：“夫有刚健文明之德，又顺乎天理行之所至当其可，如是可谓善之长矣，宜其能致嘉之会也。”“大有之道”既强调人有刚健、文明的德性，又强调人要明察于天道，使其自身德性顺应天命、以时行事，“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与时无违，虽万物皆得亨通”。故《大有·象传》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周易程氏传》注曰：“火高在天上，照见万物之众多，故为大有。”《大有卦》为火焰高悬天上之象，以此喻大获所有之义，“故君子象之，亦当包含遏匿其恶，褒扬其善，顺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巽顺含容之义也”。《尔雅·释诂》释“遏”为“止也”，释“休”为“美也”，君子观《大有卦》所示火焰高悬天上之象，此时应遏制邪恶、弘扬善行，顺从“天地之德”以嘉美自身内在德性，赏善罚恶，“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系辞传上》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朱熹注曰：“德，谓得于己者；业，谓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为贤矣。”贤人的德性在于使物长久，“使物长久，是贤人之德，能养万物”；贤人的功业在于立身宏大，“功劳既大，则是贤人事业”。

因此，在“反身修德”的过程中，人自身所具备的经验德行和超验德性应与超凡“天地之德”相符合，“人本来与万物一样，由天地氤氲合气而生，因此在理论上与天地自然同性同德，处天地之间，与天地同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 《易传》强调“人德”应效法“天地之德”，但是“人德”并不等同于“天地之德”，人还是人，而不是天地。

二、果行育德：从经验到超验

“果行育德”是《易传》“德”观念的生成机制。《易传》强调人可以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具体的实践行动培育其超验德性，这是由经验到超验的“在生活”(being in life)，即在自发生活的过程中生成主体性存在者的过程。

“果行育德”出自《蒙·彖传》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周易正义》注曰：“山下出泉，未有所适之处，是险而止，故蒙昧之象也。”《蒙卦》为高山下流出泉水之象，以此喻渐起蒙稚之义，“君子观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观其出而未能通行，则以果决其所行；观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则以养育其明德也”。“果行”即“果决其行”，《论语·雍也》曰：“由也果。”《论语注疏》引包曰：“果谓果敢决断。”“育德”即“隐默怀藏，不自彰显，以育养其德。”君子观《蒙卦》所示高山下流出泉水之象，应在万事万物渐起之时果断决定自己的实践行动，以培育自身内在超验德性。在《易传》中，超验德性的生成与“振民”“识前言往行”“诚信”“敬慎”等具体经验德行相关。

“振民”与“识前言往行”着重从人自身的经验行为出发论证超验德性的生成。“振民”出自《蛊·象传》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风”即 “山下有风，风遇山而回，则物皆散乱，故为有事之象。”《蛊卦》为山下有风吹来之象，以此喻万物散乱、拯弊治乱之义，“君子能以恩泽下振于民，育养以德”。《说文解字》解“振”为“举救也。”《广雅·释诂》释“振”为“动也”。故“振民”即“教民”，君子观《蛊卦》所示山下有风出来之象，故在乱世之时应通过施恩民众以教民，培养其自身的超验德性，“在己则养德，于天下则济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识前言往行”出自《大畜·象传》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在山中”即“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故 《大畜卦》为天的光明照耀在山中之象，以此喻畜聚之义，“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也”。君子身处 “尚贤”的时代应多多识记先贤言论和往圣事迹，充实自身闻见之识从而培养其自身的德性。由此可见，“振民”与“识前言往行”均是作为经验生活的行为准则而对超验德性的生成与培养加以规范。

“诚信”与“敬慎”则着重从人自身的感性情感出发论证德性的生成。一方面，《易传》强调 “诚信”以进德。《乾·文言传》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德谓德行，业谓功业。”“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君子忠于内心诚信之情，故能日日增进其德性，“进德之事，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因此，《易传》将“顺天”“诚信”和“尚贤”同时视为获得吉祥的条件，《系辞传上》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超凡之 “天”祐助顺从天道的人，世俗之人祐助坚守诚信的人。能够坚守诚信并且顺从天道、尊尚贤人，则上天降下祐助，吉祥而无所不利，“思顺则得天助，履信则得众人之助，尚贤则得贤人之助，三者备始吉无不利”。另一方面，《易传》注重“敬慎”以盛德。《坤·文言传》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说文解字》解“敬”为“肃也”，段玉裁注曰：“肃者，持事振敬也。”故“敬”本义为“严肃”“敬慎”。《说文解字》解“义”为“己之威仪也”，《说文解字注》曰：“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各得其宜，则善矣。”故“义”本义为“合宜”“适宜”。“敬以直内”即“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理”。“义以方外”即“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各以方正”。君子以“敬”存心而使内心正直，以“义”行事而使外形端正，使美德广布而不孤立，“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

总之，《易传》中超验德性的生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既需要“振民”“识前言往行”等经验行为而对人加以规范，又需要“诚信”“敬慎”等感性情感的引导，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使人自身获得新的主体性。这意味着《易传》中对于人之超验德性的注重实际上是对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彰显。

三、成德为行：从超验到经验

“成德为行”是《易传》“德”观念的最终结果。《易传》强调人应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将成就超验德性以生成新的主体性视为实践行动的目的，并从其所新生成的超验德性出发以改变经验德行，这是由超验到经验的“去生活”（going to live），即人获得新主体性后改变自己经验生活的过程。

“成德为行”出自《乾·文言传》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成德，已成之德也。”《六十四卦经解》注曰：“德出于己，身内之物，故曰‘成’；行被于人，在外之事，故曰‘为’。”这里的“德”既不是前文所言超凡“天地之德”，也不是人的经验德行，而是人的超验德性。君子应当把成就自身的超验德性作为行动的目的，并落实在每天的经验德行之中，“言君子之人，当以成就道德为行，令其德行彰显，使人日可见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不应潜隐”。这意味着，人在借助“果行育德”的方式培养其超验德性以获得新的主体性之后，《易传》又强调获得新主体性的人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其超验德性出发以改变自身经验德行，故《周易程氏传》注曰：“德之成，其事可见者行也。德成而后可施于用。”而在《易传》中，具备新主体性的人可以通过“自昭明德”和“日新其德”的方式从其超验德性出发来改变自身经验德行。

“自昭明德”出自《晋·象传》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出地上”是“以日比人之光明之德，以日出地上，昭于天下，比人之光明照察天下事物”。故《晋卦》为日出于地上之象，以此喻进长之义。“昭”即“明之也”，“自昭明德”为“自显明其德也”，即自己昭显其自身的超验德性。君子观 《晋卦》所示日出地上之象，从而自己昭明其自身的光明德性，“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除此之外，《易传》提出人应通过“懿德”“顺德”“恒德”的方式彰显其超验德性。“懿德”出自《小畜·彖传》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周易正义》注曰：“今风在天上,去物既远,无所施及,故曰 ‘风行天上’。”《小畜卦》为天上有风之象,以此喻小有畜聚之义, “懿”即“美也”,“懿文德”即嘉美其德性与文章。君子观《小畜卦》所示风行天上之象,从而嘉美其自身的德性与文章,等待正确时机的到来。“顺德”出自 《升·象传》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周易正义》注曰：“‘地中生木’,始于细微,以至高大,故为升象也。”《升卦》为地中生出树木之象,以此喻上升之义,故 “君子观升之象,以顺修其德,积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君子观《升卦》所示地中生出树木之象,故遵循自身的超验德性,从微小的德行做起以成就更大的德行, “君子谨习为先,修习道德,积其微小,以至高大也”。“恒德”即“恒以一德”(《系辞传下》),《周易正义》注曰：“恒能终始不移,是纯一其德也。”人应始终不移地坚守纯一之德性,故《恒·象传》释九三爻爻辞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周易正义》注曰：“不恒之人,所往之处,皆不纳之。”若人不能恒久地保持其超验德性,那么他人就会因此产生猜疑和排斥,自己也将无处容身。

“日新其德”出自《大畜·彖传》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周易程氏传》注曰：“人之才刚健笃实,则所畜能大,充实而有辉光；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大畜卦》为刚健之貌以说明人只要具备刚健笃实的品质,则能辉耀光荣、日日增新其德性：“以其刚健笃实之故,故能辉耀光荣,日日增新其德。”《系辞传上》亦曰：“德言盛,礼言恭。”《周易正义》注曰：“德以盛为本,礼以恭为主；德贵盛新,礼尚恭敬。”人应隆盛自身之超验德性,恭敬地对待礼节,而其中“盛德”最重要的内容在于“日新其德”。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易传》之所以强调人需要“日新其德”,就在于“人德”应效法 “天地之德”,而“天地之德”表现为生生变化之“易道”本体,故《系辞传上》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注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进日新也；广业者,行事之简,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圣人应依生生变化之超凡“易道”本体来增崇其德性,广大其基业,这意味着“人德”也应像超凡“易道”本体一样养育万物而使物长久。《系辞传上》亦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集解》引王凯冲曰：“变化不息,故曰 ‘日新’。”“易道”本体广大遍及万物故称之为 “大业”,“易道”本体感万物和合变化故称之“盛德”,故“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极,故谓之盛德也”。超凡“易道”本体变化无穷,而人自身超验德性因与“易道”本体相符,亦不是一成不变的,故《易传》中人能够使物长久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其能“日新其德”。

综上所述,《易传》在赓续了殷周以来的重“德”传统的同时,建构了一套以 “德合天地”为理论前提,以“果行育德”为生成机制,以“成德为行”为最终结果的理论系统。其强调在效法“天地之德”的前提下,主体人自身既需要通过 “果行育德”的方式培养其超验德性,又需要借助“成德为行”的方式改变其经验德行,从而进一步突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

作者：乐晓旭,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原载：《畿辅哲学研究》2025年第四辑第7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