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不可与庄语”辩正

辜天平

摘要：《天下》篇“不可与庄语”之“庄”，当据已佚郭象《注》释为“庄周”，此种诠释不仅得到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传闻的支撑，而且合于庄子“知而不言”“不言则齐”的精神旨趣，并在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而“庄正、庄大、正大、法言、法语”等有“言”诸说，在义理、句法等上皆有诠释缺陷，无论是以“周”解“庄”，还是以“大”解“庄”、以“正”解“庄”、以“法”解“庄”，都深刻打下了诠释者的身份与时代烙印，体现出“庄语”诠释之阶段性特征。以“庄”为“庄周”，还为《天下》篇作者与年代之锚定，提供了关键证据。

关键词：不可与庄语；庄周；庄大；庄正

《庄子·天下》“庄周道术章”载：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对于“庄语”之解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郭云：庄，庄周也。一云：庄，端正也。一本作壮，侧亮反，大也。”已见“庄周、庄大、庄正”三种诠释向度，而后庄学史上又出现“正大、法言、法语”等诸多注解。但是，这些说法的提出有何理据？究竟何种解释更贴近“庄语”本义？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诠释立场与特征？诸说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这都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以“庄语”为“庄周之语”

《释文》曰“郭云：庄，庄周也”，然此语并不见于今本郭象《注》，盖其刊落甚众，篇帙章次已非旧观。此种诠释向度，可称为以“周”解“庄”，于庄学史上并未得到重视，不仅支持者寥寥，而且论者对此亦无恰切之回应，更无对郭《注》之历史来源作深入探究。

那么，以“庄语”为“庄周之语”，在义理上有无直接的材料佐证呢？

笔者认为，此种诠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较为可信的历史根据。《徐无鬼》篇曰：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此则寓言，在汉代的流传中进一步提炼为：

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淮南子·修务训》）

惠施卒，而庄子深暝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说苑·谈丛》）

据上，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的传闻，其来有自，甚为可信。而此传闻，正可与《天下》篇“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互释，即“不可与（天下）庄语”，对应“见世莫可与语”，庄周“深暝不言”，在于惠施卒后，“无以为质矣”，故“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语。准此，郭象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诠释路径，便得到有力支撑，它反映出的庄周“无与言之”“见世莫可为语”，即“无言”，直接对“庄大、庄正、正大、法言、法语”等“有言”诸说构成强有力的反驳。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亦合于庄子“知而不言”之旨趣。《列御寇》篇：“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庄周知“天下沈浊”，故不与语，可谓之天也。这与“大辩不言”“不言之辩”（《齐物论》）、“不言之教”（《德充符》）的主张全然相合，若以“庄大、庄正、正大、法言、法语”等释之，终落入“有言”之迹而生是非，不如“无言”无迹而齐是非（《寓言》“不言则齐”“言无言”）。退一步说，以“庄”为“庄周”，从“有言”的诠释路径看，实可涵盖以上诸说，以人统言，何尝不可？

不仅如此，以“庄语”为“庄周之语”，还在前后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庄周道术章”第二部分“以谬悠之说”至“以寓言为广”，集中描述了庄周语言特征，其中“以天下为沈浊”句，若从注家释为沉溺于“滓垢、污秽、五浊”等，用以形容天下之浑乱浊秽状态，则甚为突兀，恐有失当。而笔者认为“以天下为沈浊”句，亦当与“言语”论说有关，对此句的理解，直接影响了诸家对“不可与庄语”之解释。

考“不可与庄语”之“与”，当训作“为”。《读书杂志·史记第四·孟子荀卿列传》“岂寡人不足为言邪”，王念孙案：“不足为言，不足与言也。……‘与’‘为’一声之转，故谓‘与’曰‘为’。”又曰：“‘与’犹‘为’也……古或谓‘为’为‘与’。……‘为’谓之‘与’，‘与’亦谓之‘为’。……是‘为’、‘与’二字，声相转而义亦相通也。”《论语》“道不同，不相为谋”，《盐铁论·忧边》作“道不同者，不与相谋”，前引《淮南子·修务训》“见世莫可为语”，《说苑·谈丛》正作“见世莫可与语”。故“不可与庄语”，即“不可为庄语”，“与”对应“以天下为沈浊”之“为”。又《人间世》篇：“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以此句法比之，则“沈浊”与“庄语”之关系，能否如《人间世》篇所示，保持前后对象（婴儿、町畦、无崖）性质之一致？能否与“谬悠之说”诸句，在“说”“言”“辞”“傥”（直言）“觭”“语”等上保持一律？

按《天地》篇“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释文》：“‘浊口’本又作噣，音同。”而“噣”，本亦作浊，故“浊”可读之为“噣”。《说文·口部》：“噣，喙也。从口，蜀声。”《庄子》多以“喙”来形容口辩，如《天地》篇“合喙鸣，喙鸣合”，《秋水》篇“今吾无所开吾喙”，《徐无鬼》篇“丘愿有喙三尺”。故以“浊”训为“噣”，便可与“庄语”在“口辩言说”上相对为文，同于“以谬悠之说”至“以寓言为广”皆指向对“言辞语说”之描述。而“沈浊”之“沈”，当从注家训作“沈溺”之“沈”，盖庄子悲“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齐物论》），因天下之人沈溺是非口辩，“强聒而不舍”（《天下》）、“语而不舍”（《秋水》），故不可与之为庄周之语，不可与之辩也。

论者或曰惠施不亦以“善辩为名”（《天下》），何以排除在“沈浊”之外呢？庄惠之辩不亦同“不可与庄语”相矛盾么？笔者认为这恰好证明了惠施卒后，庄周“无以为质”而愈加厌恶辩者之沉溺噣喙，今本《庄子》中的“庄惠之辩”，或为后学追记之作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天下》篇的作者并未按照《人间世》篇“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的处世准则来讲述庄周，即没有将其表述为“以天下为沈浊，亦与之为沈浊”，而是突出了庄周对“天下”之抵牾、抗拒的孤傲性格。“不可与语”本就是不肯合作姿态，而此句中用“庄语”，不用“庄言”，后文复用“卮言、重言、寓言”，一方面显示出“语”“言”二字之使用差别，盖“答述曰语，自言曰言”，“不可与庄语”有着明确论难之对象——“天下之人”，而“三言”乃庄周著书体例，则是自言；另一方面，则更凸显出“语”之“抵御”“对抗”义，仍有一个“我”之意识未被消遣。故“庄语”之“语”，不可替代为“言”。既已道“不可与”庄语，故后文进一步申说庄周之“可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此“独与”二字，再次烘托出庄周抵抗“天下”之态度，“精神”二字则跳脱出“言语”之限制；对“不可与庄语”后，如何与“天下”（世俗）相处的问题，《天下》篇则给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方法，又回归至“语言”层面进行论说。

综上，以“周”解“庄”，以“庄语”为“庄周之语”，不仅在义理上有较为可信的历史来源，符合庄周“知而不言”“不言则齐”的精神旨趣，还在文脉与句法上得到有力支撑。但此诠释向度，在庄学史上长期被忽略，甚至遭到毫无理由的排斥。而明确提出具体反对意见者，如高亨认为：“若指庄周，则当作周，不当作庄。”此亦推测之辞，非为定论。我们知道今本《庄子》大凡论说“庄周”之文句，多称庄子、庄周，或单言曰“周”（见于《齐物论》《山木》《田子方》《外物》《说剑》），故庄周自述己事，或惯于称“周”，曰“周语”而不曰“庄语”确有一定说服力。但是，若《天下》篇作者非为庄周，乃《庄子》整理者从他书整合进古本《庄子》思想系统中，则径称曰“庄”有何不可？且先秦两汉典籍亦有以“庄”代称“庄周”之辞例。目前学界踵随高亨此说，以今本《庄子》称“周”之例，将此诠释向度不加检讨地，轻易抹杀，不仅可能忽视了《庄子》在纂集、流传过程中版本的繁杂性、变异性，而且也忽视了《天下》篇与今本《庄子》内篇、外杂篇，在字面句法与思想等上的差异性。“庄周道术章”极赞庄周，自不可如“惠施章”直呼其名而批驳之（“施存雄而无术”），此章言“庄周”之事，或为依顺前后文“六五”成句之节拍，在字句协调上，压缩文句所致。

并且，如上所证，若承认“庄语”为“庄周之语”这一诠释的有效性，势必会否定《天下》篇作者为庄周自作，因为庄周本人是不可能以“庄”自称的，这从《庄子》中“庄周”寓言自称之习惯便可看出，而庄周之嫡系弟子亦不当以“庄”直呼之，故《天下》篇之作者当另有其人。若结合“庄周道术章”惯用“彼”“其”作第三人称的叙述立场，则如严灵峰所言“断不能说是庄子‘自称’”。故论者切不可拘于《天下》篇乃庄子自序之旧说，而将此关键证据略过。

“庄周道术章”又曰“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书”二字，揭示出《天下》篇作者似已见庄子之完书，考虑到“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的传闻，则《天下》篇形成年代之上限，亦必在惠施卒后，而王夫之谓“或因惠子而有内七篇之作”，不可不谓卓识也！

二、以“庄语”为“庄大之语”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解释长期被遮蔽，还在于其他向度具有较强的诠释效力，而以“庄语”为“庄大之语”便是其中之一。

《释文》载“一本作壮，侧亮反，大也”，成玄英《疏》曰：“庄语，犹大言也。”王念孙、郭庆藩亦以“庄、壮古音义通用”，故以“庄语”为“庄大之语”，以“大”解“庄”的诠释路径，在版本、音义上均得到相关支撑。

这种支撑，在《秋水》篇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

此段表述的“井蛙”“夏虫”“曲士”，由于受到空间（虚）、时间、教义之限制，在认知上便固守一隅，它深刻揭示出“语”之有效性地表达，不仅与言说对象有关，还与言说内容紧密关联。“可与语大理”，与“可与庄大之语”在义理上亦得以贯通。但《秋水》篇所表达的皆为某一类别，非全体之概念，而“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之“天下”，显然指天下全体之人，为一集合概念。若以“庄语”为“庄大之语”，其对象亦必为束于教之“曲士”，而非“天下之人”。但《天下》篇以“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固不见真理之大全，亦可视为“一曲之士”，所以，以“庄语”为“庄大之语”的解释仍具有相当诠释力度。

但是，这种支撑在《庄子》文本中却存在相反的例证，以成玄英为代表的以“大”解“庄”之说也受到挑战。《逍遥游》篇曰：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此处借惠施之口明确道出庄周之言“大”，从庄、惠问难之语看，庄周并不以其言“大而无用”，而意在说明这种“无用之用”，即“大”的“有用性”之体现在于“如何去用”，若以“不可与庄大之语”解之，则是否定了这种“无用之用”，与《逍遥游》篇的逻辑甚为抵牾。并且，庄周所托之“三言”，未曾不有“大言”，若接舆之言“大而无当”“犹河汉而无极也”（《逍遥游》），何可不谓“大言”也。

如果说此种诠释在义理上仍具较强效度，但在句法上却存在诸多不畅。“与语”连用为先秦典籍所常见，但“与”“语”间加上形容词却未有用例，反而是“与”“语”间加上人物，或是“与语”后加上形容词、名词之句法居多。若以“庄语”为“庄大之语”，以先秦两汉之语用习惯看，或当为“不可与语庄”，然而《天下》篇并未如此表述，因为“不可与语庄”之受事者极易被理解为“庄周”，从而造成此句施事者与受事者一致的情况，而此句之受事者明显是“天下”，“庄语”亦当为名词性词组，《天下》篇的作者亦未将“不可与语庄”，改作“不可与语大”或“不可与语正”等。若考虑与前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句法，此句或作“不可与庄大之语”，亦或“不可与庄正之语”等等，但此处却作“庄语”，故不可不疑也。

其实，成玄英之所以不愿依循郭《注》，而将“庄语”解释为“大言”，以“大”解“庄”，是有比较鲜明的家派意识与时代背景的。成玄英曰“宇内黔黎，沈滞闇浊，咸溺于小辩，未可与说大言也”，在《庄子序》中又极赞庄周“其言大而博”，故以庄子之言为大言也，然“大言”与“小言”（小辩）相对，成《疏》“愚俗惑于小辩”，“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清荡无遗。儒墨小言，滞于竞辩，徒有词费，无益教方”，在成玄英看来，庄周之大言，自然胜于儒墨之小言，故此疏释具有浓厚的学派批判色彩。但是，《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对这种“大言”的“猛烈”气焰却提出了抨击，庄周对“言语”（“大言”“小言”）世界的认知，使得他要独守一个“忘言”的天地，成玄英的阐释显然偏离了庄子本义。

成玄英又以“教”为“大言”，认为“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也”，其所推崇之“教”，自是道家之教，而道家特崇其“大”，成玄英拈出“大”字释“庄”，与其道家知识背景密切相关。此外，成玄英还以“三皇五帝之道”为“大言”，《疏》曰：“恐颜回将三皇五帝之道以说齐侯。既而步骤殊时，浇淳异世，执持圣迹，不逗机缘，齐侯闻此大言，未能领悟，求于己身，不能得解。脱不得解，则心生疑惑，于是忿其胜己，必杀颜回。”这都体现出其融合儒道之努力。

总之，以“庄语”为“庄大之语”的诠释路径，在义理、句法等上皆有缺陷，成玄英未选择“庄周、庄正”等诠释向度，独以“大”解“庄”，反映出深刻的道教学者背景。

三、以“庄语”为“庄正之语”

《释文》曰“庄，〔端〕正也”，而后林希逸、释性通、阮毓崧、王叔岷、陆永品、方勇即以“端正、端庄而诚实”解之；褚伯秀以“庄正之语”发之；罗勉道以“正告”辩之；陆西星、沈一贯、曹础基以“庄重、雅重”释之；陆树芝、王先谦、张默生以“正论”明之；刘凤苞以“正意”言之；锺泰、顾实、单演义以“正言”道之；马叙伦、高亨、蒋锡昌以庄为“正”而训之；陈鼓应、王博以“严正”说之；等等。凡此之论，皆为以“正”解“庄”，自宋明以后，以“庄语”为“庄正之语”的诠释向度，从者最为居多，特为当今学界所推重，甚且逐渐成为共识。

但问题是，论者为何要避开“庄周、庄大”等的诠释路径，而单从“庄正”之向度考虑呢？

首先，论者将“不可与庄语”，同“以天下为沈浊”关联起来，多把“沈浊”解释为“沈迷浊秽”，甚至以佛家“沈溺五浊”论之，进而得出不可与之“庄正之语”的结果。但天下“沈浊”何以必然导致不可与“庄正之语”，而不是导致更符合庄周精神的“知而不言”“不言之辩”之“无言”，诸家并未能给出解释。

究其缘由，盖主要受上下文句之影响。前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诸家多视作“不庄正之言”，“时恣纵而不傥”之“傥”，高亨又释作“直言”，故以“庄语”同前文照应起来，语义甚为贯通。但是，“以谬悠之说”五句，在“不以觭见之也”处，文义已断，随即转入第二层“以”字起首的“以天下为沈浊”句，交代天下“沈浊”，不可与之“庄语”，故托之“三言”而“自言”，不当复说言辞之“不庄正”也。

此外，或与论者“以屈解庄”有关。庄屈之文，皆有南楚之风，因“沈浊”而导致在语言上甚有关联之文献，亦见于《楚辞·远游》“遭沈浊而汙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注家多以“汙秽”释“沈浊”，又以“独郁结其谁语”将自身遭际与庄屈联系起来，突出了“正言、直言、谏言”不得其用的层面，却丧失了二者“其谁语”“莫可与语”之愁况。

其次，论者将“不可与庄语”，与“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关联起来考量，如王先谦说“因世人不可与庄语，故以此三言为说”，王叔岷亦认为“不可与端正之言，故托诸卮言、重言、寓言也”，按此逻辑，则“三言”必不为“庄正之言”，必不可与“庄正之言”在内容上有所交集。但是，庄周所创“三言”，特别是“重言、寓言”，是否就无庄正、庄重之言呢？“三言”之整体表现形式或可称为非“庄语”，然其情志之所至，意趣之所向不可不谓庄重、庄正也。

或有论者曰此“不可与庄正之语”，特指形式上非正面论之（“正言”），故托之于“三言”，但庄子所谓之“三言”并非仅是语体形式，而是具有深刻义涵的，在“三言”中亦多有正面言说之语，如褚伯秀自说：“‘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逍遥游》篇“此小大之辩也”，何可不为正面言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何其掷地有声，不可不谓庄重也！并且，如上文所述，论者并未注意到“语”与“言”之差异，根据袁济喜的考证，“语”较多地具有平常交往与交流的意思，没有那么多的神圣性，故而以“端正、庄正”来形容“语”，似有拔高其神圣庄严之嫌。

又《荀子·非相》“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虽以“矜庄”为“谈说之术”要义，但需注意的是，此例义在说明“矜庄”之外貌态度，并非直接用以修饰“语”，先秦典籍除《天下》篇外，无“庄语”一词，且“庄”之构词，多用以修饰色貌、心容、动作等而置于词尾，如《论语·先进》“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逸周书·官人解》“貌庄而安”，《管子·形势解》“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荀子·乐论篇》“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等等。其在句法上与以“大”解“庄”存在同样的问题。

除以上理据外，笔者认为，诠释者之所以选择以“正”解“庄”，以“庄语”为“庄正之语”的诠释路径，深层原因还在于诠释者之身份与知识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此诠释路径，并未接着郭象、成玄英的解释讲，自宋代理学家林希逸“以儒解庄”，认为庄子“未尝不知圣门为正也”始，以“正”解“庄”之风便大行于世，他们于诸多解释中独觑见“端正”二字，特重端正诚意，对成玄英以“大”解“庄”、视儒为“小言”的理路进行了有力回应。而今学界又继宋明以来之注疏“接着讲”，故“庄周、庄大”等诠释长期未得到重视。

四、“庄语”之其他诠释

除《释文》所载“庄周、庄大、庄正”之诠释外，亦别有对“庄语”之他解，但究其理路，实是以上三种诠释之综合，或进一步引申。

一者，以“庄语”为“庄子之语”“正大之言”。北宋“真靖大师”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依郭象之注，谓“庄语，庄，庄子也”，明显筛除了《释文》中关于庄正、庄大之释义。但其《庄子注》又曰：“庄语，正大之言。”则起到补充余说之作用。故而陈景元是将“庄周、庄大、庄正”之解释，皆纳入对“庄语”的理解中。

但陈景元并非简单罗列诸义，他没有以“端正”解“庄”，而是创造性地阐释出与道教思想更贴合的“正大”之义，体现出将此三种诠释路径融合贯通的努力，陈景元曰：“南华著书以中正为宗，而曼衍无穷；以重德为体，而真实不伪；以寄托为用，而广施教导。”他是将“庄正、庄大”之义，融入庄周著书体例“三言”的解释中，从而试图在著书宗旨与精神上达到三者之和合圆融。此种诠释路径，虽兼具三种诠释之长，义域范围最广，但亦兼有以“庄正、庄大”释“庄语”之短，此说自陈氏而后，继之者亦无见也。

一者，以“庄语”为“法言”“法语”，可谓以“法”解“庄”之路。吕惠卿曰：“方天下之清也，圣贤明而道德一，人可与庄语，庄语则法言而已矣。以天下为沉浊而不可现庄语，则唯道之从，以趣时而已矣。”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引吕注：“庄语，犹法言，唯道之从而已。”吕惠卿于《在宥》篇又注曰：“谓之法，则法非妙道也，是粗也，而天下以为分，则不可陈也，故圣人齐于法而不乱。”则其所谓“法言”，盖指“法道之言”，为圣道之迹也，故《知北游》篇注解曰：“大美也，明法也，成理也，皆道之谓也，所从言之异耳。”吕惠卿以“法”解“庄”，将圣人之“法”视作圣人之“迹”，是为了阐述其“礼义法度，应世而变”的改革观，进而为政治制度之革新而作理论准备的，探究“庄语”之本义，原非其趣，故而“庄语”之诠释，体现出往实用方面发展之理路。

朱文熊亦谓：“庄语犹法语也。”朱氏以“庄子之学”，为“儒家之雄”，为“圣门最高之学说”，其所谓“法语”，同于《论语·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而何晏以“正道”解之，皇侃以“法则”疏之，朱熹以“正言”释之。其实，无论“法言”，还是“法语”，皆有“教令法则”之义，可视作“庄正、庄大”之义的引申。以“庄语”为“法言”“法语”，在《庄子》中亦可找到义理上的依据，如《胠箧》篇“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寓言》篇“鸣而当律，言而当法”，《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但此种诠释路径亦有问题，庄周所谓“三言”皆不离道，其底层之身份，亦不可到“言而当法”之地。

五、结语

自《释文》揭示出“庄周、庄正、庄大”等三种诠释路径后，庄学史上对“庄语”之解释便无出其范围。其中，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诠释力度最强，这主要由于：（1）郭象《注》、陈景元《章句音义》之支持；（2）与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历史材料可互证；（3）合于庄周“知而不言”“不言则齐”之旨趣；（4）在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5）先秦典籍无有“与”“语”间加上形容词之辞例，除《天下》篇外，无“庄语”一词，更无以“庄”直接修饰“语”之语用，且“庄”之构词，多用以修饰色貌、心容、动作等而置于词尾。

但是，此种诠释理路长期被遮蔽，究其原因，除今本郭《注》已失其旧外，还与诠释者对“以天下为沈浊”及其前后文句之理解有关。正如本文所证，“沈浊”，当训为“沈溺噣辩”，既言天下之人沈溺噣喙口辩，故言不可与之为庄周之语，不可与之辩，同“谬悠之说”五句之“说、言、辞、傥、觭”及“三言”，在前后文脉上皆指向“语言”层面保持一律，诸家以“滓垢、污秽、五浊”等解之，难以在逻辑上说明为何一定导致“不可与庄大、庄正、正大、法言、法语”等“有言”，而不是合于庄周“知而不言”“不言则齐”之“无言”。“不可与庄语”之“与”，照应“以天下为沈浊”之“为”，“庄语”之“语”，乃有一答述之对象——“天下”，而“卮言、重言、寓言”为庄周著书体例，乃是自言，此处用“庄语”，而非“庄言”，反映出《天下》篇的作者欲突出庄周对“天下”之抵牾、抗拒之孤傲性格。“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之哲学要义便在于：要跳出“沈浊”的存在境遇（天下），不再像井蛙、夏虫、曲士一样对待这个世界，而是用一种非常规、非习惯的方式、言语，往来于天地、万物交际之中，需知在一个辩者的世界，是不可以用“有限”的言语与之论争的！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诠释长期得不到应有之重视，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庄大、庄正”诸说的合理性，在历史的诠释中被过分夸大，它们在义理、句法等上皆存在不同程度的诠释缺陷。无论是以成玄英为代表的以“大”解“庄”，还是以林希逸为代表的以“正”解“庄”，以吕惠卿为代表的以“法”解“庄”，对“庄语”之解释，都深刻打下了诠释者的身份与时代烙印。

如果说以“周”解“庄”，在于阐释“语”之有效性表达与“言说者”之关系，那么以“大”解“庄”则侧重于“语”之内容，以“正”解“庄”重在“语”之形式，以“法”解“庄”重在“语”之实用性。这都充分体现出“庄语”诠释之不同面向与阶段性特征。

若本文之论证无大偏差，且承认“庄语”为“庄周之语”这一诠释的有效性，则势必为《天下》篇非庄周或其嫡系弟子所作，提供一关键证明，历史上对此诠释路径之所以忽略，盖亦受《天下》篇为庄周自序之说的影响。进一步推论，若考虑到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典故，则《天下》篇形成年代之上限，亦必在惠施卒后。

作者：辜天平，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道家道教文献与思想。

原载：《江淮论坛》2023年第3期，第5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