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尹诰》性质论古文《咸有一德》真伪之争
周浩翔
提要：清华简《尹诰》是一篇整合《书》类文字及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的伊尹事语而成的类似《书》类的文献。它既非《礼记·缁衣》及郭店楚简《缁衣》所引《尹诰》，更不是所谓真古文《咸有一德》。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咸有一德》是两篇各自独立的文献，它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古文《咸有一德》系“伪作”。前人对古文《咸有一德》文本性质的质疑也大都不能成立。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学术史上流行的古文《尚书》系“伪书”的“定案”值得重新检讨。
关键词：清华简《尹诰》；《咸有一德》；古文《尚书》真伪
清华简《尹诰》甫一问世，因其与传世古文《咸有一德》的特殊关系，旋即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已陆续有多篇文章探讨论及之，讨论的问题集中在简文的命名及性质、简文与《礼记》引文的关系、简文是否是真古文以及简文能否证成传世古文《咸有一德》系“伪作”等方面。而学界对以上问题的论证也是参差不齐，瑕瑜互见。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清华简《尹诰》篇的探讨，以期能获得对上述相关问题更为明晰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清华简《尹诰》与《礼记》所引《尹诰》关系梳理
清华简整理者认为：“《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又称：“《尹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尹诰》)简文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本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整理者据以得出如上结论的论据有二：一是《礼记·缁衣》中有关《尹吉》(《尹诰》)的引文及郑玄注。二是司马迁《殷本纪》的相关记载。《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郭店楚简《缁衣》也有“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句，正作“《尹诰》云”。整理者认为郭店楚简《缁衣》所引正好证实了郑玄所注之确。而上述《礼记·缁衣》与郭店楚简《缁衣》所引句正好是清华简《尹诰》首句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由此推论简文即是《尹诰》，进而再由郑玄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及司马迁《殷本纪》的相关记载，推出清华简《尹诰》即是《咸有一德》的结论。这一系列推论可用如下四段式来表示：
A：简文为《尹诰》。(据《礼记》及郭店楚简所引)
B：《尹诰》为《咸有一德》。(郑玄注、司马迁《殷本纪》)
C：简文为《咸有一德》。
D：传世本古文《咸有一德》系“伪作”。
且不说不能单凭一两句引文就判定简文即是《尹诰》，单是郑玄、司马迁的说法本身就问题重重。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先来审查三段式中的“B”项是否准确。对此，杨善群先生已做出了精准的分析。针对郑玄“《书序》以为《咸有一德”的说法，杨先生指出：“综观《书序》，从来没有‘某篇为某篇’的说法。关于《咸有一德》，《书序》只说‘伊尹作《咸有一德》’，而绝无将其与《尹诰》捏合为一之词。可能因为司马迁错把‘伊尹作《咸有一德》’置于汤世，郑玄遂认为《尹诰》当即《咸有一德》，并把这个观点强加给秦汉间人造作的《书序》，于是铸成了这个《尚书》学史上的又一错讹。”这是说，《书序》只说“伊尹作《咸有一德》”，并没有把《尹诰》当作《咸有一德》，因为《尹诰》本不在《书序》之中，是郑玄自己做了这一判断。郑玄把《尹诰》当作《咸有一德》本不算错，但他把《尹诰》(或《咸有一德》)置于汤世就有问题了(郑玄在《礼记·缁衣》所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条下注云：“‘尹吉’，亦‘尹诰’也。……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关于此，下文会论及，在此先按下不表。
郑玄之所以有此判断，除了可能受司马迁影响外，也与他未见到古文《尚书》有关。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尧典》中说：
郑玄亦不见之，故注《书序》《舜典》云“入麓伐木”，……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
如果郑玄能见到古文《咸有一德》，他完全可以根据古文本与《礼记·缁衣》所引《尹诰》相对比，判明两者是否为同一篇文献，而不必援引《书序》为证。也不会在《书序》《咸有一德》下出注云“伊陟、臣扈曰”，因为《咸有一德》乃伊尹告太甲语，与伊陟、臣扈无涉(“伊陟、臣扈”出自《尚书·君奭》(今文)周公对君奭的训词：“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正因为他未见《咸有一德》，所以方称其“今亡”。其实，孔颖达早在《尚书正义·尧典》中就指出，不但郑玄未见到古文《尚书》，就连东汉至晋初的马融、服虔、杜预等经学家也都未见古文《尚书》。杨善群就此指出：“在西汉至东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古文《尚书》的流传极不正常。……司马迁和郑玄根据想当然而撰史、作注，造成不少错讹，乃是情理中事。今天，我们必须澄清、纠正这些错讹，让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所论尤为允当。
再来看司马迁的说法。整理者说：“《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汤践天子位后，介于《汤诰》《明居》之间，而孔传本及《书序》则以为太甲时，列于《太甲》三篇之下，与《殷本纪》不合。按司马迁曾问学于孔安国，孔安国亲见孔壁《尚书》，所说自属可信。现在简文所叙，很清楚时在汤世，伪《咸有一德》的谬误明显。”《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咸有一德》的记载为：“汤归至于泰卷陶，中垒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对此，杨善群也作了辨析，他指出：“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述‘伊尹作《咸有一德》’是抄自《书序》，而《书序》据现代学者研究，‘是秦、汉之际解经的人所作’。……他在抄搬《书序》时，因经常看到《礼记·缁衣》的引文‘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故其在《殷本纪》中将‘伊尹作《咸有一德》’置于汤世，实则大错。”因此，《史记·索隐》司马贞按：“《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于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而清毛奇龄在 《古文尚书冤词》中说：“《史记·殷本纪》以伊尹作《咸有一德》与咎单作《明居》叙法相似，误列之汤崩之前。”造成司马迁上述讹误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他未必得见十六篇古文《尚书》全貌，因此才会做出错误判断。西汉末年刘歆所作《移太常博士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孔传包括《咸有一德》在内的十六篇古文《尚书》“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司马迁不可能有机会得见。他虽然曾亲从孔安国问学，但当时孔安国未必已经完全整理好这十六篇古文《尚书》，因此未必能得见十六篇古文全貌。此外，从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把《咸有一德》系之汤世，也不合理。张兵先生说：“司马迁把《咸有一德》系之于汤即位之前，从逻辑上来说，存有问题。因为，汤初绌夏命作《汤诰》以令诸侯，其后不久改正朔、即位。而中间，伊尹作《咸有一德》。这一时机是否不对？……且前有《汤誓》《仲虺之诰》《汤诰》等，伊尹再发表相关言论则略嫌多余，况且警告群臣亦非其职。而结合太甲初摄政之时的种种不良表现，如果说是为劝诫太甲而作则更为合理，因此系之太甲更符合逻辑。”因此，司马迁的说法也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咸有一德》篇即在汤世，更不能结合郑玄的说法推论清华简《尹诰》即是《咸有一德》。
在讨论了推论B之后，我们再来回头探讨推论A是否成立。整理者及一些论者根据清华简《尹诰》与《礼记·缁衣》相关引文相契，便进而断定此即是历史上久已失传的《尹诰》。如杜勇先生说：“《尹诰》是先秦时期的一篇古文献。《礼记·缁衣》曾两引其文，一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二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尤其令人惊喜的是，近出清华简竟有《尹诰》全文。其首句即作‘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下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之文，但无‘自周有终，相亦惟终’语。由于本篇原无标题，整理者据以命名为《尹诰》。尽管《尹诰》全文为传世文献所未见，但简文有此二句与之契合，完全可以断定它就是历史上久已失传的《尹诰》。”《尚书》文本各篇之间本有相互取材的现象。即如上文《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一语就又见于传世本《太甲》篇，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因此，显然不能单凭一两句引文就断定清华简《尹诰》即为《缁衣》所引《尹诰》。况且，清华简《尹诰》前两句与《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文也不尽相同。《礼记》引文一作“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此为清华简《尹诰》第一句，作“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既”，整理者释为“已”，如作此解，黄怀信先生认为“言尹已及汤都有恒一不二之德，似不成辞”。关于 “躬”，《咸有一德》篇作“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黄先生指出：“躬，身也。《咸有一德》记伊尹所诰，为伊尹自称，故曰‘尹躬’。名《尹诰》，亦自应是记伊尹语，故二《缁衣》(指《礼记·缁衣》与郭店楚简《缁衣》——引者注)所引《尹诰》有‘躬’字当是。这里(指清 华简《尹诰》——引者注)上无伊尹曰，盖不以为伊尹所言，故不曰躬。”因此，可以说，两句并不尽相同，并不能确定是同一篇文本。
简本第二句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礼记》所引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云：“‘天’，当为‘先’字之误。……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孔颖达《正义》纠正郑玄注云：“郑君不见古文《尚书》，故云‘伊尹之先祖’。据《尚书》是《大(太)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见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见，非谓‘尹之先祖’也。”孔说为是。廖名春先生则认为：“郑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说，比照清华简本，显然有误”；“郑注 ‘见’或为‘败’说是正确，今本之‘见’，清华简本正作‘败’。”廖先生的做法显然是以简文纠正今文，并不可取，因为两者并不一定就是同一句。对此，杨善群已经指出，并认为：《缁衣》所引《尹诰》与清华简《尹诰》为两个不同的句子：《缁衣》引《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云云，是伊尹自述其先见于西邑夏朝的情况，因考虑“周”全和互“相”辅助而有始有“终”，其后至夏桀时才无“终”而亡；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是伊尹判明老天要败亡西邑夏朝。故郑玄注《缁衣》“‘天’，当为‘先’字之误”，是对的。可见，两句不能混为一谈。不过，因为杨先生笃信清华简《尹诰》即是《礼记·缁衣》二引而早已佚失的《尚书·尹诰》篇，因此他认为，郑注“‘见’或为‘败’”是郑玄把两个句子混为一谈了，并进而认为，这可证明郑玄所见《尹诰》中有清华简“天之败西邑夏”的句子。而对于清华简《尹诰》中为何没有“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之句，他认为应该是清华简《尹诰》版本脱漏所致。这可说是杨先生的失察了。对此，我们下面会详细论证。
此外，廖名春还说：“今本的‘躬’清华简本作‘念’，值得注意。‘躬’与‘念’古音相近，……所以，‘躬’与‘念’是可以通用的。不过，今本的‘躬’是说不通的，而清华简本的‘念’方为本字。”廖先生的说法乃是以今文强就简文。有学者指出：“‘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念’谓主观意识，是尹谍夏后预测夏之失天命。较之《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则后篇作于灭夏已然，回顾躬亲经历，意即伊尹先践先明，见证夏运。‘见’乃实见已然，别以‘念’之预计未然，盖分别伐夏前后之事又一细节。”可见，简文与今文在相关句式上可能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涵。而最为值得关注的，还是《礼记·缁衣》所引 《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一句中的“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并不见于清华简《尹诰》中，此句完整地出现在了传世本《太甲上》，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两者之间仅有一字之差 (“天”与 “先”)。并且，“天”与“先”在读音及战国时期的写法上都比较接近，完全具备通假的条件。因此，两者基本可以看作同一句。针对简文的缺失，李学勤先生认为。“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许是后来阑入。”廖名春先生则怀疑此8字当为错简，他说：“如两种楚简本皆无《礼记·缁衣》本首章。郑玄《礼记注》就发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后皆作‘子曰’。’显然，《礼记·缁衣》本首章 ‘子言之’章当从别篇窜入，故称呼与其它二十三章有异。而篇名为《缁衣》，‘好贤如缁衣’章自应居篇首，此为古书通例。”
对于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针对简文缺失所做的辩护，张岩先生做了有力的反驳。对于李先生的说法，张岩先生指出：“对照《太甲》原文和《缁》引文三句，这17字语义明朗，且两处注释均比较合理、分明。在孔传(周，忠信也。言身先见夏君臣用忠信有终)与郑注 (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之间并无实质性矛盾。郑注中一个失误由孔疏加以订正 (此语中“先”非指“伊尹之先祖”)。因此，李先生‘注疏都讲不通’不成立。”另，《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一句与其上下文文气相通，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如果去掉后面8个字，则与全文内容变得毫无关联，因此，不可能是后来阑入的。
对于廖先生的说法，张先生指出，《礼记》中的《表记》与《缁衣》情况相同，也是将“子言之”和“子曰”并用，“子言之”是发端起义之辞，因此，“传世本 《缁衣》首章‘子言之’乃是发端起义，绝非‘从别篇窜入’”。张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关于“后来阑入”“错简混入”的判断属于窜改经文、削足适履。认为这是删改传世文献 (令其不成文义)的强经就我。在两千余年的经学史中，亦属十分罕见。
总之，清华简《尹诰》与《礼记·缁衣》及郭店楚简本《缁衣》所引《尹诰》的相关性，并不能证成它就是尚书《尹诰》或《咸有一德》的结论。
二、清华简《尹诰》的性质与古文《咸有一德》关系梳理
清华简《尹诰》既然不能确定就是《礼记·缁衣》所引的《尹诰》，那么它到底是一篇什么性质的文献呢，它与传世的古文《咸有一德》是否是同一篇文献呢？它又能否证明古文《咸有一德》即是伪作？关于以上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为了论证充分，我们有必要把清华简《尹诰》释读后的文字引用如下：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 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
在厘清清华简《尹诰》的性质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此简的命名问题。我们知道，清华简此篇原本没有标题，整理者将其命名为《尹诰》，而其命名的依据即是上文所述《礼记·缁衣》与楚简的相关引文。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清华简《尹诰》并不能肯定就是《礼记·缁衣》与楚简中所引过的《尚书》篇 《尹诰》，同时，简文的体例与内容也不合《尚书》诰体的格式。已经有学者撰文对清华简《尹诰》的命名提出了质疑。《诰》为《尚书》六体之一，为天子诰示群臣，传达天下之文。《尚书大序》所谓：“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检视 《周书》中的 《大诰》《召诰》《洛诰》以及 《商书》中的 《汤诰》，其文多雄浑古朴，气势恢宏。然商诰与周诰文风又有不同。陆建初先生说：“商诰辄赋言联对，警句成篇，朗朗上口；周诰多散句聱读，难于成诵。朱熹以为前者经辞臣编修，后者乃直录王言，而易读难读两分。”揆之清华简 《尹诰》，简文内容乃伊尹向君王进言以及君臣间的对话，且内容芜杂，篇幅短小，不合诰体体例，因此，清华简《尹诰》的命名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简文的内容与结构，从而考察其性质及其来源。依上引文，简文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总起全文；(2)“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至“远邦归志”为伊尹总结夏亡教训，告诫汤以之为戒，并告以具体措施，即“克协我友”，“惟民远邦归志”；(3)“汤曰”一句乃汤的问话，汤问伊尹如何赐福于民，使民能不违己意；(4)“挚曰”至“乃致众于亳中邑”为伊尹告以使民之法，并付诸实施。从总体上而言，简文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似乎是由不同来源的材料拼凑而成。黄怀信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指出了简文中存在的三处文义不连贯的现象：(1)第一句与第二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乃至全文没有关系，缺乏逻辑联系；(2)“挚告汤曰”所述内容与上文“伊尹曰”所述内容 (他认为“伊尹曰”不是告汤之辞)不相干，说明本不是同一篇文字；(3) “汤曰”为问话，与“挚告汤曰”没有关系，说明与上又非一事。黄先生对清华简《尹诰》做详细解读后得出结论：“此篇当是隐抄伊尹事语而成，非专文，亦非诰体，不能是真正的《尹诰》。”我们知道，清华简还有一篇《尹至》，记录的也是伊尹的事迹，而且与清华简《尹诰》内容相关。《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一文梳理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关于伊尹的故事传说，文章作者通过详尽的考证指出，两篇简文不大可能是夏末商初或西周文献的传本，并就此认为：“《尹至》《尹诰》在形成过程中，有可能参考了当时所见到的一些《书》类文献，整合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伊尹事迹的传说并融入当时的某些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将伊尹助汤灭夏事件条理化、系统化和细节化，从而完成了体现春秋战国时代思想色彩的这两篇《书》类文献，其形成的可能时间大概在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这个时段”。这一结论正与黄怀信先生的判断若合符节。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清华简《尹诰》是一篇整合《书》类文字及当时流传的伊尹事语而成的类似《书》类的文献。
既然清华简《尹诰》不可能是《尚书》里的篇章，那么它与传世的古文《咸有一德》有无关系呢？能否证明古文《咸有一德》即是伪作呢？为了对比方便，我们把古文《咸有一德》篇全引如下：
伊尹作《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 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 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通过对比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咸有一德》，可知它们是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献。古文《咸有一德》，《书序》中有“伊尹作 《咸有一德》”句，但并没有说明写作背景及“作者之意”。《尚书》百篇，共有六十三篇序，序其篇目九十六篇(有异篇共序的情况)，而只有四篇没有序其来由，其中就有《咸有一德》篇。之所以没有做任何说明，是因为在作序者看来，经文背景以及“作者之意”已经说得很清楚，无须再做说明。所以，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咎单作明居”条下说：“百篇之序，此类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无逸》’、‘作《立政》’，与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盖以经文分明，故略之。”我们以传世的今文《无逸》《立政》来检验，是完全可以证实的。《无逸》乃周公告诫成王之作，文章开篇即言“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全篇以 “无逸”为中心，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谆谆之意，溢于纸上。《立政》亦为周公告成王之作，周公致政成王，既戒之以无逸，又嘱其立政之方、用人之法，全篇即围绕“立政”而多方阐述。《明居》已亡，孔安国《传》云：“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据篇名，也知其是关于居民之法的。因此，《书序》既以其经文明确，便不再序其来由。古文《咸有一德》也属于同样的情况。关于此篇，《书序》称“伊尹作《咸有一德》”，又有《礼记·缁衣》及郭店楚简 《缁衣》相关引文，因此，此篇的主题就是伊尹所论述的“咸有一德”。“咸有一德”既是篇名，又是篇旨。而传世的古文《咸有一德》正是仅仅围绕“一德”展开论述。全篇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一气呵成。
古文《咸有一德》尝为《礼记·缁衣》及郭店楚简《缁衣》所引，孔颖达《正义》就《缁衣》所引《尹吉》云：“‘吉’，当为‘告’，是伊尹诰大(太)甲，故称‘尹诰’，则《咸有一德》篇是也。”因此，《咸有一德》亦可称为《尹诰》，即伊尹对太甲的训诫。
而反观清华简《尹诰》，既有伊尹对汤的忠告，也有伊尹与汤之间的一问一答，内容凌乱，主题不明确，似乎是拼凑而成。并且，简文的议论主旨也与“一德”不相干，只不过在文章开头提及而已。两篇文献内容的不同也与其各自的体例相关。杨善群说：“《咸有一德》全篇语气沉重，苦口婆心，反复申告，与《尹诰》轻松诙谐的问答形成强烈对照。可知《尹诰》与《咸有一德》是两篇体例完全不同的文章，决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
此外，两篇文献内容的时代背景也不相同。古文《咸有一德》是伊尹对太甲的告诫。《咸有一德》开首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所载甚详。“复政”即孔传所云：“还政太甲。”此篇即在伊尹待太甲悔过迁善而复归其政后所作。文中有“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句，“嗣王”即指太甲，不可能指汤，汤是开国之主，其王位并非继承而得。再看清华简《尹诰》，其历史背景分明是商汤灭夏之后不久的情形，其时伊尹与汤私议如何安民、治民。由此可知，两篇文献的时代背景殊不相同。
总之，无论从时代、体例还是内容上，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咸有一德》绝不是同一篇文献，两者皆独立成篇。清华简《尹诰》也不是所谓的真古文《咸有一德》，它的出现也不能证明古文《咸有一德》系“伪作”。
三、古文《咸有一德》真伪之争
众所周知，梅赜本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的一桩大案，自宋代始，历经元明，至清代而鼎盛。其中，清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可说是《古文尚书》所谓辨伪成果中的集大成者。《四库总目提要》在《尚书》类文献总论部分说：“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 《四库全书·尚书考异》提要说：“国朝阎若璩撰 《尚书古文疏证》出，条分缕析，益无疑义，论者不能复置一词。”四库馆臣的按语似乎已经为古文《尚书》系伪书下了“定案”。这一“定案”如一股暗流，影响了后来民国时期兴起的古史辨派，进而形成了一股更为强大的疑古思潮。这股疑古思潮如幽灵般存在，至今仍影响着当代相当一部分学人的头脑，以至清华简一出，整理者及一些学者便直指古文《尚书》之伪。他们既以古文《尚书》系伪书为讨论清华简的前提，又反过来通过清华简来证明古文《尚书》确系伪书，形成了循环论证，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对清华简《尹诰》及古文《咸有一德》的研究就使用了上述论证策略。不过，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古文《咸有一德》是两篇各自独立的文献，它的出现也不能证明古文《咸有一德》系“伪作”。那么，前人以及今人论证古文《咸有一德》系“伪作”的证据经得起检验吗？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考察。
我们首先对包括《咸有一德》在内的古文《尚书》的文本流传做一考察，这也是学者多所质疑的地方。对于梅本古文《尚书》的传授，阎若璩指出：“赜自以得之臧曹，臧曹得之梁柳。……柳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冲以上，则无闻焉。”这是说，古文《尚书》的流传从郑冲到梅赜都有案可查。陈梦家先生也说：“(古文《尚书》)自郑冲到梅赜的传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合。”郑冲以上极有可能出自孔安国的传授路线。刘师培先生说：“盖安国于古文 《尚书》，既以壁书故简献秘府(壁书故简即中古文)，复录副本为二：一以授徒，数传而至涂恽、桑钦；一藏于家，数传而至孔僖。”郑冲以上无所得闻，以其未列学官，在民间流传之故，而且这种流传并未断绝。胡治洪先生通过勾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中引用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的资料，认为这些资料表明古文《尚书》自西汉末年至西晋晚期一直绵延不绝，流传于世。因此，对古文《尚书》流传状况的质疑是经不起检验的。
除了从总体上怀疑古文《尚书》外，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对古文《咸有一德》的文本性质也提出了具体的质疑。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六条“言 《礼记》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云：“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阎氏称“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乃无稽之谈，郑玄明言《咸有一德》“今亡”，惠栋说：“逸《书》有此篇，当康成时已亡也。”因此，郑玄不可能得见。关于此，上文也已言及。至于阎氏所谓“窜入”说，也有学者给予了有力的反驳。黄怀信先生说：“因为郑玄所引仅二句，怎么能窜入于篇中而成为有机文字？如果该句为窜入，那么其上下文又从何而窜？根本无法解释。而且《咸有一德》全篇上下14 ‘德’字、8‘一’字，全因此句而出而设，若此句为窜入，何句不为窜？”不过，有学者正是在“德”论上做文章。其言：“如 《咸有一德》篇中多处使用‘德’字：……这种现象从后世为文的章法看，诰文似乎与篇题紧相呼应，逻辑严密。实则古书篇名多为后人追题，内容与篇题相应且重叠用字者极为罕见，此查今文《尚书》一望即知。所以阎若璩说，晚书《咸有一德》‘通篇将题字面纠缠缴绕，此殆学语者所为耳’。真可谓灼然有见。”殊不知，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尚书》百篇中，包括《咸有一德》在内的四篇文章之所以没有序其来由，就是因为篇旨明确，文章篇目本身就是篇旨所在。《咸有一德》整篇文章围绕“一德”展开论述，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至于同为《礼记》所引《尹诰》文而两属的现象，则可能是古文《咸有一德》在当时本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各版本之间的文字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上述质疑都不能作为《咸有一德》系“伪作”的证据。
阎若璩还认为，“尹”是伊尹的字，他在太甲面前称字不符合“君前臣名”的礼制，因此，此篇与太甲无涉，应系于成汤之纪。关于伊尹的称呼问题，其实孔颖达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他在《尚书正义·太甲上》中说：“《孙武兵书》及《吕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挚，则‘尹’非名也。今自称‘尹’者，盖汤得之，使尹正天下，故号曰‘伊尹’；人既呼之为‘尹’，故亦以‘尹’自称。礼法君前臣名，不称名者，古人质直，不可以后代之礼约之。”阎氏所引王肃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故君则号，臣则字，不必作于汤前。”对此，黄怀信说：“言君臣皆有一德，未必就是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而不必作于汤前，则是事实，王说不误”。清毛奇龄说：“汤本名履，庙号天乙，其称成汤者，谥也。……假曰告汤，则汤尚未崩，焉得有‘尹躬暨汤’预称其谥之理？若谓汤不是谥，则面呼君名，尤为无状。此皆不学人所言者。”此说可进一步证成 《咸有一德》确系伊尹告太甲而非成汤。因此，称呼问题不能构成所谓“作伪”的证据。
阎氏还引姚际恒曰：“《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仿《国语》‘《夏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礼记》‘《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兴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语义。今倒置之，则是告民语义，不容出伊尹对太甲之口矣。”黄怀信对此反驳说：“按 《国语》所引 《夏书》，不无出于《咸有一德》原本之可能。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明古书流传，文有变异而已，与作伪无关。至于《礼记》所引，则明出太甲之口，不可他与。”
此外，更有学者从文本的材料来源上辨伪。明梅《尚书考异》即从文献方面列出多条证据，说明《咸有一德》篇乃杂取先秦文献中的语句而成。清惠栋勾稽《咸有一德》文句所涉及文献竟有十几篇之多，然而多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试想，从多篇来源不同的文献中编辑整合为一篇完整的有机文字，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杨善群也说：“在司马迁说‘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汤执政时期、郑玄说《咸有一德》就是 《尹诰》‘今亡’的影响下，魏晋间人不可能顶着风浪，去伪造一篇伊尹训诫太甲的《咸有一德》来与司马迁和郑玄唱反调。它一定是在孔壁发现，经过长期‘藏于秘府’或在民间流传，至东晋初由梅颐上献的真古文献。”因此，所谓“伪作”之说宜当从容再议。
总之，阎若璩等人对《咸有一德》的辨伪，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是很成问题的，当然结论也相应不可靠。在清代，就已经有一些学人对阎氏等人的辨伪工作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等，虽然影响不大。时至当下，张岩先生的《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从方法到内容都对阎氏《疏证》做了重重驳斥，阎氏立论的根基已经动摇。而质疑古文《尚书》的疑古思潮本身也正经受着当代学者的反思与质疑。近年来，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对古文《尚书》“伪作”论进行了反思与质疑，如刘建国先生的《先秦伪书辨正》，胡治洪先生的《<尚书>真伪问题之由来与重辨》、《汉晋之间古文 <尚书>流传情况补证》，杨善群先生的《近三十年来古籍辨伪研究工作的新进展》，吕文郁先生的《<尚书>学研究概况》，杨朝明先生的《说说那部著名的伪书》，丁鼎先生的《“伪 <古文尚书>案”平议》等。
而随着近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相关内容的对勘比校，对古文《尚书》案进行了重新评议。如郭沂先生通过对郭店竹简的综合分析，指出“《古文尚书》早已被历代学者判定为伪书，甚至冠以‘伪’字，称《伪古文尚书》。但是，郭店竹简引用了多条《古文尚书》的材料，其中大部分见于今传《古文尚书》(有几条不见于今本，说明今本有佚文)，这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不伪”。吕绍纲先生认为：“郭店简本《缁衣》征引的 《咸有一德》《君牙》《君陈》三篇4条古文《尚书》，从中多少能看出一点问题。至少，阎若璩的结论从此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不可以讨论了。”“由郭店简本《缁衣》所征引古文《尚书》想到，清人关于晚出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以再作讨论。”刘义峰先生在《也谈郭店楚简引 <书>问题》一文中通过文献对比，认为：所谓古文《尚书》剽窃先秦引文成书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古文《尚书》来自先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眼下随着清华简《尹诰》的面世，黄怀信先生认为此篇“简文唯首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见于 《咸有一德》，所以二者必非同一篇文字。……该句完全有出自《咸有一德》或《缁衣》所引《尹诰》之可能，至少必不早于今《咸有一德》或《缁衣》所引《尹诰》之成文”。黄先生进而推论“简书‘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句又不早于‘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中句——引者注)，那么今《咸有一德》之时代就必不能晚于简书所出之公元前305±30年。可见其不可能是魏晋人所造。”这样看来，如果清华简《尹诰》确系战国时期真简的话，则不但不能证成现存古文《咸有一德》篇之伪，反能证成其真。
原载：《畿辅哲学研究》2024年第三辑第115-133页。
作者：周浩翔，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新儒学、中西哲学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