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中的儒学精神——以赵南星铁如意为中心
梁世和
摘要：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乱朝纲,赵南星为显示斗阉党的决心,特找人打制铁如意,送予同人及门生。赵南星铁如意传世甚多,铭文各有差异,后世对铭文的理解也多有分歧。作为抗击阉党的文化符号,赵南星铁如意是器物中著名的“君子之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后世儒学士人以其人格力量不断充实着铁如意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赵南星；铁如意；儒学精神
赵南星(1550—1627),河北高邑人,官至吏部尚书,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之一,与顾宪成、邹元标并称“三君子”。东林党失败后被贬戍代州(今山西代县),最终病死戍所。崇祯初,追赠太子太保,谥 “忠毅”。赵南星一身正气,极具燕赵风骨,崇尚躬行实践,力避空谈心性。北学大儒孙奇逢称其“卓荦负大节,悲歌慷慨,轻死重气”。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称赞赵南星等北学士人,有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的豪侠之风。赵南星也以此精神自贵,他在给友人信中说： “来谕谓‘未脱燕赵气习’,岂薄燕赵耶? 世之人,烟视媚行,而诱富贵者众矣,求一慷慨节侠如燕赵之士,岂可得哉? 此星之所愿匍匐而拜者也,愿与门下共勉之。”《明史》载：“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禛 《古夫于亭杂录·赵南星集》称： “高邑赵忠毅公 (南星)、高阳孙文正公 (承宗),皆北方之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
一
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乱朝纲,赵南星几度遭贬,七十二岁时被重新启用后,锐意澄清吏治,“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为显示斗阉党的决心,赵南星特找人打制铁如意,送予同人及门生。清人平步青 《霞外捃屑·赵忠毅公砚铁如意》载：“忠毅铁如意传世甚多,盖当时东林君子各有一柄,铭辞镌制略同,而年款各异。……忠毅幼时喜制铁如意,大者尺余,次数寸,极小盈寸,银涂镂饰。”可见,赵南星对铁如意的喜爱由来已久,年幼时就打制了很多铁如意,最著名的还是他后期为斗阉党而打制的一批,有多柄实物流传至今,被后世广为颂扬。民国《高邑县志》卷九《铁如意考》介绍了天启年间赵南星复出后打制铁如意的始末：
铁质银章,葵首桥腹。重二十四两,长一尺六寸。一尺一寸为身,五寸为颈。身博一寸,厚三分,颈博四分。首绘天骥,腹铭两行。按：甲子为天启四年,公七十五岁,癸亥考察以后制也。当癸亥考察之日,作《四凶论》遍送诸要津,不避嫌怨,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故群邪恨之入骨。舌战方兴,乃作铁如意,以为击奸计。未几,杨公二十四大罪疏上,群小暗挑,逆珰百计翻案,以为斥逐地。逮削籍遣戍,颠沛流离,遗器多为同人携去。
这里首先记述了此柄铁如意的材质、形制、重量、尺寸、纹饰等。其次交代了打制铁如意的背景。天启三年(1623),赵南星主持考核在京官员,上四凶论,指斥四人结党营私、扰乱朝政。赵南星整顿吏治的行为,得罪了阉党等利益集团,导致阉党诸人对他恨之入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打制多柄铁如意,以备痛击阉党。后来赵南星被贬戍外地,铁如意遂交予东林党同人。
如意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工艺器物,制作的形制、材质种类繁多,其起源历来有不同说法,主要有起源于兵器之说和起源于 “爪杖”之说。《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修真器用章·如意》载： “如意,黄帝所制,战蚩尤之兵器也。”明高濂《遵生八笺》云：“如意,古人以铁为之,防不测也,时或用以指挥向往。”此为如意起源于兵器之说。北宋释道诚所著 《释氏要览·道具·如意》称如意：“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此为如意起源于 “爪杖”之说。释道诚还指出如意有佛教法器之用等,很难与瘙痒之物的 “爪杖”联系起来,因而他认为或有两种如意,是 “名同而用异”。这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瘙痒之物演变为宗教圣物法器或指挥军队的权杖,难免有些不合情理,而源于兵器之说,则较为符合如意后来演变为富贵吉祥之物的寓意。
如意的制作材质有金属、竹木、玉石、瓷器以及多种材质组合的百宝嵌如意等。其中铁如意尤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在明代如意甚至是专指铁如意。如明末文震亨所著的 《长物志》,是一本关于园林建筑、陈饰器物的生活美学著述。《长物志》卷七《器具》专门列有“如意”一项,曰：“古人用以指挥向往,或防不测,故炼铁为之,非直美观而已。得旧铁如意,上有金银错,或隐或见,古色蒙然者最佳。至如天生树枝竹鞭等制,皆废物也。”文震亨出身于文化世家,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由于家学渊源,文震亨审美眼光颇高,在他看来,如意就是指铁如意,而用树枝、竹根等制作的都是废物。铁如意的精神气质与兵器颇为相近,似乎也佐证了如意源于兵器的说法。铁如意传入日本后,其精神气质也被日本人所喜爱,安井隐居有咏铁如意的诗句：“撑天拔地,百炼一枝。把在吾手,春风丛吹。
早在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手执如意的形象就已常见。故宫博物院藏赵孟所绘《诸葛亮像》,图中诸葛亮执铁如意而坐。《新五代史·后蜀世家·孟昶》载后蜀王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据此,诸葛亮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或许是手执铁如意,而非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所塑造的手持羽毛扇指挥军队的形象。南宋文天祥也曾打制了一柄错银铁如意,用以指挥军事。赵南星与文天祥都以气节豪迈著称于世,两人所打制的铁如意都堪称文震亨所谓的“最佳”,后世赞咏甚多。清人吴重憙《送文信国公铁如意歌》赞文天祥与赵南星曰：“呜呼两公如意从此留人间,艺林歌咏成嘉事。有宋一代文信国,有明一代赵忠毅。”
清人多有因仰慕赵南星铁如意而以“铁如意斋”为斋名的。如《石韫玉年谱》载：“与同人集张吉安铁如意斋,观明赵南星铁如意。……《问梅诗社诗钞》卷三张吉安诗,题‘十月十六日,招集铁如意斋,敬观赵忠毅公铁如意,赋诗,为诗社第三十一集。’”无独有偶,清末藏书家赵宗建得到一柄赵南星铁如意,特辟一室以收藏,名“铁如意斋”。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1882—1965),因仰慕文天祥,改名为宗祥,并因其得到明末周宗彝抗清武器铁如意一柄,便以 “铁如意馆”为斋名,自号“铁如意馆主”。
二
赵南星铁如意因其斗阉党的历史背景,又有实物流传,且铭文图饰保存完好,是器物中著名的“君子之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清代学人对赵南星铁如意的记载很多,沈寿榕《玉笙楼诗录》卷三《赵忠毅铁如意歌》序曰：
道光丙戌何寿泉观察得此器于京师,长一尺八寸,重一斤五两,有银镂小篆,铭曰：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赵南星。背有“天启元年夏制”六字。
清人迮朗《绘事琐言》卷八《画钩》载：
赵忠毅铁如意,颈八觚,身圆,长尺有半,重二斤四两。其面上金涂八卦太极图,身有二行篆铭,云：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赵南星。凡二十六字,字上河图,字下洛书。其背金涂树叶片石,其身篆铭云：天启壬戌张鳌春制。凡八字,字上北斗七星,星上日月,字下五岳图,余皆云雷之象。考壬戌乃天启二季也。
以上两处对铁如意铭文的记述基本相同,迮朗的记述内容更加详细,对铁如意前后两面的图饰都进行了介绍。但二人记述的铁如意打制时间不同,一个是天启元年制,另一个是天启壬戌 (即天启二年)制。通过其他记载可知赵南星的铁如意并非只有一个。清代学者阮元《揅经室集四集·诗》卷四《己未·赵忠毅公铁如意歌 (成亲王教作)》序曰：
赵忠毅公铁如意,传世甚多,铭词形制大略相同,而年款各异。其最古者施念曾《宛雅》所载一柄,为神宗戊申春制,铭曰：“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维君子之器也。”此后,厉樊榭、韩其武、沈归愚所歌,皆未识年月。若壬申制者,今在初颐园中丞处；天启壬戌张鳌春制者,在吾篑一处；天启癸亥制者,旧在陆丹叔侍郎处,今诒晋斋。此柄又为天启甲子,是当时所制,非止一也。戊申之铭,作以弗是利。利与刿、器为韵,余者作折,或篆文相近摹仿之讹,与或读是字为绝句,则折字又与下不属矣。
这里指出赵南星打制的铁如意有多柄,其 “铭词形制大略相同”,只是“年款各异”。他将铁如意送予东林同道及门人,以备痛击阉党诸人。阮元记载说赵南星最古的一柄铁如意是明神宗戊申年,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打制的,其他四个年款分别是：一是壬申年,应当是指隆庆六年(1572),但清人王培荀所著《听雨楼随笔》辨称“上有天启元年字,是年辛酉非壬申”,辛酉年为天启元年(1621),此说较为合理。若为隆庆六年(1572),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不能说“最古”。二是天启壬戌年,即天启二年(1622)。三是天启癸亥年,即天启三年(1623)。四是天启甲子,即天启四年(1624)。又据《颐道堂集·诗选卷四古今体诗·赵忠毅公铁如意歌》载：“昔见此器多异文,或书壬戌或戊申。岁在甲子复铸此,作者想亦张鳌春。”年款分别为壬戌(1622)、戊申(1608)、甲子(1624),与阮元记载年份相符。可见赵南星铁如意打制数量确实不少,而且据各种文献记载,不同时期的铁如意形制基本相同,但铭文略有差别,戊申年曰“以弗若是利”,其他多为“以弗若是折”或 “以弗若自折”。阮元认为“利”与“刿”“器”为韵,“折”字或是因为篆字相近导致摹仿的讹误,因此倾向认为是 “利”。在断句上也存在分歧,阮元句读为“以弗若是利”。
晚清诗人孙文川《赵忠毅铁如意歌》诗序对文献记载及其所见的赵南星铁如意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述：
准今工部营造尺长二尺七寸三分,柄长一尺一寸二分,宽八分,厚一分。柄脊凸起,厚二分,项至曲处长五寸一分,厚二分有半。首亚形,无隅,长一寸七分,宽二寸二分,厚一分。竟体商银,细于丝发。重今称□斤□两□钱。首之面作马,系于柱,柱在马后,马立,向左,背作藻,十二茎分垂。向外有物半圆,如聚头扇承之,上承以跗,项之面及雨旁均作花草,背作水波纹,柄之上下作斜藻井纹,各高一寸。中为铭,铭曰：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铭分两行,第一行十四字,款曰越南星。铭款皆小篆,款字小于铭之半,款下方印隐隐见梦白字。铭款字无一完者,器字全蚀也,赵字蚀太半。柄之背纹分三段,上下段俱作八音,近末处尚有阮形未损,各高三寸一分,中段小篆一行甚细,约五字,第一乃万字,仅见上半。第二、三字不见,第四字见而不可辨,五则制字,盖万历某年制也。同治癸亥季秋,予得此于沪渎,故详识之。按,张芑堂《金石契》载赵忠毅铁如意一,铭文同而名下无印,背篆书,乃天启壬戌张鳌春刿八字。首作太极八卦,柄面作河图洛书,背作日月星辰、五岳真形,是别一器也。又申如瓒云,家藏赵公铁如意,首缕一马。银涂花草锦文,名下有印,阴面图八音。此器颇似予所得者。然如瓒又言,首有“天马徕”三字,背乃“万历丁巳夏为伯威大雅制”十一字,则甚不同,是又一器也。钱百泉诗序谓曹秉钧所赠,背有雅集斋印年月一行,惟启癸亥冬四字可辨,是又一器也。阮文达诗序谓,最古者施念曾《宛雅》所载,为神宗戊申春制,在初颐园处。又有壬申年制铭文,折作利,在吾篑一处。又有天启癸亥制者,在陆丹叔处,又有书天启甲子者,为成亲王所藏。据此,是又别有四器矣。合予所得,乃有九器。阮文达谓当时所制,非止一柄,诚然。然予所得者,以背文证之,当为神宗时铸。铭词“以弗若是折”句似难解,或以 “折”为 “利”,亦非确训。鄙意 “弗若”弗顺也。书鸟兽鱼鳖,咸若《左传》“不逢不若”。弗顺者折之,公之志也。公扬清激浊,嫉恶甚严,托物言志,情见乎词,因作长歌,附诸作者之末。
如上所述,据孙文川统计,赵南星铁如意至少有九柄。除了文献记载,现存的赵南星铁如意也有不少。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柄赵南星的铁如意,官网文字介绍说：“铁如意是赵南星所制,相传党人各有一柄,其用意是预备痛击魏忠贤的,后人对它题咏很多。如意头为四瓣花状,柄上正面中有棱线,两侧错银铭文各一行,字迹多有剥蚀,现存：‘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自折,维君子之器也,赵南星。’共小篆26字。柄背面似有错银文字,均剥蚀不可辨认。”如意头图饰亦剥蚀。这柄铁如意是1947年陈毅赶往阜平参加中央会议时,途经高邑住宿于县政府,得知赵南星故里有一柄铁如意,便将铁如意以及明熹宗颁给赵南星夫妇的一卷诰命带走,后转交给董必武保存。1951年2月,董必武将这两件文物转交文化部文物局。但据1951年3月7日《光明日报》刊载的《赵南星夫妇的诰命及铁如意的捐赠》一文：“如意长约一尺五寸,略有锈迹,柄上有错银的铭语,大概为四字句,字迹剥落,仅能辨出六七字,款属赵南星,尚可辨识。柄背面有五字,亦已模糊不可辨认。”按照这一记载,这柄铁如意铭文仅能识别六七字,无法确知全文。
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一柄光绪三十三年(1907)赵南星铁如意的仿品,仿的天启二年 (1622)打制的铁如意。柄身正面铭文：“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赵南星。”背面铭文： “天启壬戌年制。”又柄首背面错：“光绪三十三年丁未,贵州刘世珩以家藏赵忠毅铁如意原器仿造于京师。”柄首正面错一有翼异兽,似为传说中的 “飞廉”。飞廉是神话传说中鸟身鹿头或鸟头鹿身的神怪,也有人称柄首的有翼异兽是天马。
在常熟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柄赵南星的铁如意。精铁铸就,通体嵌错银纹饰。如意头部作四瓣葵花形,正面错有太极八卦图,铭文因年久漫失,字迹均剥蚀不可辨认,如意背面尾端今存“五岳真形图”依稀可辨。
除了博物馆的藏品之外,近年在一些拍卖活动、电视鉴宝节目以及一些私人藏品的展示中也屡次出现赵南星的铁如意,其形制、铭文与博物馆的藏品大体相同。
三
赵南星为铁如意撰写铭文,表达了他的“君子之器”的理念。但由于赵南星铁如意传世甚多,铭文各有差异,加之用典多,句读有多种可能性,导致后世对铭文的理解千差万别。从清代开始,学人们就对铭文的解读有很多分歧。如前文阮元和孙文川对铭文的句读、诠释就不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铭文的后部分,阮认为铭文是“以弗若是利”,孙主张为“以弗若是折”。民国《高邑县志》卷九《赵忠毅公铁如意铭》载：“天启四年赵南星题：钩而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为君子之器也。赵南星题。旁有小印文曰： ‘梦白’,背有 ‘甲子春制’,字皆篆书。有日月七曜、五岳云雷、卍亚之文。”从目前所见保存比较完好的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年间赵南星铁如意仿品的铭文,其柄身正面内容为： “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赵南星。”
据现有资料看,赵南星于天启年后打制的铁如意正面铭文基本相同,之前产生主要分歧的“利”“折”二字,天启后均为 “折”字。但即使铭文的文字一致,理解也存在分歧。首先在 “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的断句上,有人将“折”字归入前句,有人归入后句。其次,即使断句一致,句意理解仍有很多分歧。如有人说：“‘以弗若是’句逗有误,应为‘以弗若是折’,意思是‘如果不这样将折断它’,……‘维君子之器也’‘维’字当 ‘乃’解,意思是铁如意‘乃君子的器度也’。这个‘君子之器’不是‘君子的用具’,《论语·八偷》中‘管仲之器小哉’,可以为这句话当个注解。”又有人将 “以弗若是折”解读为“如果自己不如别人,就应低头向人学习”。清人蒋士铨《赵忠毅公铁如意歌》曰：“廉而不刿,钩无鐖,舞歌勿折臣之志。”将“折”解读为折节,意为不要因为歌舞而折节臣子之志向。还有人认为“弗”同“祓”,意为除灾、祈福,因铁如意“其钩无鐖,廉而不刿”,故可用来 “以歌,以舞,以弗”,但若仅仅如此,则背离了铁如意的大义,与“君子之器”的神圣称号不符,是极大的折损,甚至是亵渎。因此,认为句读应为：“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维君子之器也。以上这些说法虽然有合理之处,但仍然存在欠通和牵强的地方。
早在清中期的阮元就对赵南星铁如意铭文有过辨析,他指出最古的一柄赵南星铁如意是明神宗戊申年,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打制的。其铭文是：“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维君子之器也。”晚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九册 《鉴赏·成哲亲王咏明赵忠毅铁如意》采纳了这一说法：“明赵忠毅公南星铁如意,当时所制非一,铭词、形制大略相同,而年款各异。施念曾《宛雅》所载一柄,为神宗戊申春制,其最古者也。铭曰：‘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维君子之器也。’”
铭文中“其钩无鐖”,“鐖”是指钩上的倒刺,是说铁如意有钩无倒刺,意为光明正大,不屑于阴谋诡计。“廉而不刿”一词在多部古代经典中出现,《礼记·聘义》载：“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原意是孔子以玉比拟君子的德行,其中玉的一种德行是“廉而不刿,义也”。孔颖达疏曰：“廉,棱也；刿,伤也。言玉体虽有廉棱,而不伤割于物,人有义者,亦能断割而不伤物,故云‘义也’”。孔子之外,老子和荀子也都将“廉而不刿”作为君子乃至圣人的一种德行。《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荀子·不苟》曰：“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谓至文。”由上可见,孔子、老子、荀子都是在相同的意义上用 “廉而不刿”一词的。“其钩无鐖”“廉而不刿”都是指铁如意具有君子 “义”的德性。君子方正,有棱角,却不伤害别人,此为君子之“义”。
清人诗句有“铁如意,既可歌,亦堪舞”。“以歌以舞”尽显文人士大夫的旷达与豪逸。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卷五《对酒歌》： “山简接倒,王戎如意舞。”王戎为西晋时期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喜爱铁如意,常持铁如意起舞。东晋权臣王敦亦喜爱铁如意。《晋书·王敦传》记载了王敦手持铁如意,边敲打唾壶,边吟咏魏武帝曹操诗歌的豪放之举,称其 “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世说新语·汰侈》记载了一个西晋时期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王恺以二尺高的珊瑚向石崇炫耀,石崇用铁如意将珊瑚击碎,王恺声色俱厉,石崇说不必惋惜。命人取出所藏珊瑚树,三四尺高,光彩溢目的有六七枚,像王恺那样的有很多。王恺见后惘然自失。这个故事本是说权贵的极度奢侈的生活,后世常将此化为一种豪气干云的艺术意象,这与王敦手持铁如意,敲打唾壶,击节慨叹,吟咏曹操诗歌的形象,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豪迈恣肆、慷慨激越之举。诗人陆游有多首讲到执如意起舞的诗句,如《塞上曲》： “三尺铁如意,一枝玉马鞭。笑把出门去,万里行无前。”《南窗》： “闷拈如意舞,狂叩唾壶歌。”《宴忠州使君侄宅》：“昔曾如意舞,牵率强为看。”《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欢剧提携如意舞。”明代学者陈第曾有 “以铁如意击石”吟作诗歌之举。晚清王韬文言小说 《淞隐漫录》也多次出现执铁如意歌舞的情形,卷一《朱仙》载： “酒酣,朱离座而起,执铁如意作《胡旋舞》”；卷四《海外美人》载：“酒酣,击铁如意而歌”；卷十二 《消夏湾》载：“醉则以铁如意叩铜作歌”。民国邱菽园《菽园诗集》亦有“筵前起舞铁如意,老我犹能放一歌”的诗句。“如意舞”与“唾壶歌”等意象,正是赵南星铁如意铭文“以歌以舞”的用典出处。
铁如意铭文的解读关键在“以弗若是利,维君子之器也”一句,结合前面“其钩无鐖,廉而不刿”,此处 “利”应为 “锋利”之意,即铁如意有钩无倒刺,有棱角却不伤害人,不似 (刀剑)那样锋利,可以以之歌,以之舞,体现了君子的方正、刚直不阿、壮怀豪逸的精神,因此赵南星称铁如意为“君子之器”。铁如意铭文的后期版本,“利”多为“折”,后世对其解读也过于迂回曲折,且多有牵强欠通之处,似不如阮元和徐珂《清稗类钞》所记述的铁如意铭文的古版本为妥。而且阮元的辨析称“利与刿、器为韵”,“利”与“折”“篆文相近摹仿之讹”,很有说服力。
四
后世儒学士人以其人格力量不断充实着铁如意的精神内涵。清人姚燮《贺新凉·宋信国公文丞相铁如意》称文天祥铁如意：“是铁还非铁。是公心、是公愁泪。……留此柄、铮铮难折。”铁如意象征着文丞相的铮铮铁骨、坚贞不屈。清文学家招子庸诗赞赵南星铁如意：“忠毅英灵在,千秋铁一枝。”曾国藩《为何大令题明赵忠毅公铁如意》称“世事万端不称意,惟有此铁还可人。……二百年来余此物,万劫不敝唯精神”；孙文川《赵忠毅铁如意歌》赞“黑云一朵白虹气,凛凛寒风鬼愁避”；王文治《赵忠毅公铁如意歌和曾宾谷》曰“百年绣涩铁花紫,阴寒吐焰无人知。铁骨瘦硬骇蛟螭,铁肝凛凛鬼魅啼”等,都极为肯定赵南星铁如意的精神意义。清末藏书家赵宗建《忠毅公铁如意 (并序)》诗曰： “铁如意,忠义匹。都御史,代州卒。死不死,光史笔。铁如意,昔秉执。指奸佞,扶社稷。四害除,四凶斥。褒乃功,争日月。”清人厉鹗《赵忠毅公铁如意歌》诗曰：“铁兮何清寒,乃是公之忠义肝。铁兮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清人于昌寿《赵忠毅公铁如意歌》赞赵南星“风骨铮铮与铁同”,“千锤百炼如其忠”,以铁之品格,喻赵南星的忠肝义胆和铮铮铁骨。
在赵南星痛击阉党的过程中,除了大名鼎鼎的铁如意之外,还有一方砚台同样广为人知。纪昀在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一名砚：
沈椒园先生为鳌峰书院山长时,见示高邑赵忠毅公旧砚,额有“东方未明之砚”六字。背有铭曰：“残月荧荧,太白晱晱,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盖劾魏忠贤时,用此砚草疏也。末有小字一行题 “门人王铎书”。此行遗未镌,而黑痕深入石骨,干则不见。取水濯之,则五字炳然。相传初令王铎书此铭,未及镌而难作。后在戍所,乃镌之,语工勿镌此一行。然阅一百余年,涤之不去,其事颇奇。或曰：忠毅嫉恶严。渔洋山人笔记称铎人品日下,书品亦日下,然则忠毅先有所见矣。削其名,摈之也。涤之不去,欲著其尝为忠毅所摈也。天地鬼神,恒于一事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欤!
砚台铭文说明赵南星当时是用这方砚书写的弹劾阉党的檄文,并表明自己已将成败祸福置之度外的决心。记载说,最初让王铎书写铭文,但镌刻时赵南星让刻工不要刻 “门人王铎书”。入清后,王铎成为 “贰臣”,证明赵南星的先见之明,亦表明其嫉恶如仇、绝不妥协的精神气质。民国《高邑县志》卷九有《赵忠毅公东方未明砚铭》记载铭文与纪昀略有不同： “残月 ,疏星闪闪,鸡三唱,更五点,此时草书讥大奄。成则同汝功,败则同汝贬。梦白书。按：此铭为代杨公作二十四大罪疏时题砚背上。今其砚相传在真定府王姓家。”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记载铭文又略有差异：“残月晖晖,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否则同汝贬。”赞曰：“宝砚与铁并坚贞。”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洪亮吉 《赵忠毅铁如意歌》赞曰：“铁兮别主二百年,倔强宛若公生前。君不见,我虽不见公,幸见公遗物。棱棱一方砚,凛凛三尺铁。呜呼二物偶流传,想见公心如铁石。”以砚和铁如意,喻赵南星勇斗阉党的铁石般意志。
作为抗击阉党祸乱天下的文化符号,赵南星铁如意在后世有很大影响,至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仍有人仿制赵南星铁如意作为纪念。同治十二年(1873),著名的胡开文墨业制作铁如意墨,以表达对赵南星铁如意的敬意。墨面横书篆体 “铁如意”三字,正面铭文与铁如意铭文一样。一侧铭文为：“高邑赵忠毅铁如意,为常熟屈默成所藏,同治十二年夏,默成摹式寄新安,胡开文制墨,杨沂孙铭之。”另一侧铭文为： “君子之器,名臣所持,二百三十六年于兹,不磨不折,棱棱如斯,摹之墨之,同志是诒,后昆是垂,以忠直是师。”墨块铭文强调铁如意作为 “君子之器”的忠诚正直的精神品质,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子孙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清末民初,北京有一座纪念历代直隶先贤的畿辅先哲祠。在先哲祠中特意为赵南星铁如意修建了 “铁如意斋”,其中藏有赵南星铁如意拓本。畿辅先哲祠主要倡建者,晚清名臣张之洞特为之作 《铁如意颂》。全文如下：
此明吏部尚书高邑赵忠毅公之故物也,旧存河南布政使任丘县边君家,今边君之四公子水部郎中,以公之邦人,敬为颂曰：东林之贤,北学之良,正色立朝,弹奸扶阳。残持计政,善颜道昌。制兹服物,实资纯刚。上有垂句,以朴见长；下有雅词,填金景行。六书心画,远法史仓。曲而不折,威而不伤。柔以虑事,刚以摧强。以歌以舞,正气发扬。气矜邻石,积感非王。如韩令剑,深谋用章。如司农简,不慑死亡。如应山碑,文刻东方。君子所执,如圭如璋。越二百年,幽然而光。吾党后生,忠毅同乡。读此刻辞,景德无忘。
赵南星打制铁如意,拟以铁如意的纯刚至正之气来抑制阉党的邪阴之气。《铁如意颂》阐发总结了赵南星铁如意何以为君子之器的精神内涵：“曲而不折,威而不伤。柔以虑事,刚以摧强。以歌以舞,正气发扬。”要求 “吾党后生,忠毅同乡。读此刻辞,景德无忘”,作为赵忠毅公同乡的后生,要慕仰其德行,努力践行之。
原载：《畿辅哲学研究》2024年第三辑第40-54页。
作者：梁世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河北省儒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