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脉畿辅，问路“文化方舟”——畿辅先哲祠今昔溯探
许振东
摘要:位于北京平谷金海湖公园的“不朽堂”,是作为京津冀三地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象征与载体的畿辅先哲祠的一部分。此祠建于光绪五年(1879)二月至次年春之间,主持者为高阳李鸿藻、南皮张之洞等。祠内正殿供九龛,祭祀畿辅历代圣贤、忠义、孝友等,另有东、西配殿、铁如意斋、北学堂、君子馆等建筑。这里在每年春秋季举行畿辅先贤的礼祭,本籍朝廷官员、文人墨客们的频繁往来,使此处既是文人才子的聚会之地,又是籍内先贤各类文物与书画存留的宝库。此祠的原址在现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的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因不断扩建,旧建筑已多被拆除,仅有极小的一部分据旧貌复建。祠内所藏文物,现存今河北省博物院。
关键词:畿辅先哲祠;溯探;文化方舟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这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当今京津冀广大地区已经普遍形成的共识。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围绕这段话寻找和思考其潜在的文化脉络与渊源以及它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呈现。
一
北京向东85公里处的平谷金海湖公园,是国家AAAA级景区,也是远近驰名的市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这里三面环山,峰峦叠翠,野卉飘香,云白水碧。走进景区,你会被湖光塔、金花公主墓、望海亭、锯齿崖等各类景观所吸引;会被游船、快艇、飞伞、手划船、水滑梯等多彩娱乐项目所陶醉。然而,在靠近北门的一座建筑,却极少被人关注。
这座建筑,在景区的平面图上没有任何记号或标注。在广阔的山湖美景之中,它默默地被淹没在游人的匆匆行走之中;只是偶尔有些疲惫不堪的人在此歇脚乘凉,或倚栏眺望更远处的风景和喧闹。极少有人知道这座建筑的名字,哪怕是询问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大家只是模模糊糊地说 “那边的大亭子”。
对这个“大亭子”,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考察组一行数人近日曾驱车百余公里前来探访勘查。据他们的探考,此建筑坐北朝南,四面开敞,建筑面积约202平方米,总长20.6米,总宽9.8米,面阔七开间,进深五开间。整体形式为单檐卷棚歇山式建筑,黑活合瓦屋面;平面布局为外围一圈檐柱,里围一圈金柱,共计36根。檐柱与金柱之间施抱头梁、穿插枋。柱子、檩、垫板、枋子为红色油饰,抱头梁、穿插枋为绿色油饰,室内金柱以上为白色天花板。檐柱与檐柱之间、金柱与金柱之间有座凳,座凳下面为楣子。座凳为红色油饰,楣子为绿色油饰。南北两侧明间位置为主要出入口,设有台阶。台基四周有阶条石,室内地面为条砖铺装。
如此一个建筑,似乎与周围的湖光山色和游乐设施不大相合。难道其只是供人歇脚乘凉的“长亭”? 实际全非如此,它有着特殊的身份与历史,曾是一个时期非常著名的文化汇集地与文化地标。细心人会注意到,在此建筑南面正中矗立着一块不大的淡绿色宣传牌,上面的文字揭示了这座建筑的前世与今生。此牌的标题为“畿辅先哲祠内的不朽堂”,正文写: “畿辅先哲祠,是清朝同治年间先后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的张文襄公 (张之洞)营造的。该祠建于光绪年间,畿辅原坐落于宣武区,后因建设北京市第十四中学畿辅校区,于1985年5月16日将祠内建筑 ‘不朽堂’按1∶1原样迁到此处,仍是当年的体量结构,富丽堂皇,红绿鲜明,遍闪翠光,骄阳下远望明晃晃如一座水上行宫。”
牌上的文字虽存疏漏,比如说 “畿辅原坐落于宣武区”等明显不确;但已多少显露出这座建筑的不同一般。宣传牌上称其为 “畿辅先哲祠内的不朽堂”,并言畿辅先哲祠为清末重臣张之洞在光绪年间所建,后将此堂由原址迁至此。如此内容是否属实可信,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与故事,非常值得进行深度探溯。
二
畿辅旧指京都附近的地区。畿,也称京畿。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则曰畿也。”与之相连的 “辅”字,为 “三辅”的略称。西汉时期,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合称 “三辅”,后也指其所辖地区或京城附近的区域。如明何景明 《送张元德侍御巡畿内》诗:“三辅自来多寇盗,五陵今日更豪雄。”清黄遵宪《天津纪乱》诗:“何堪三辅地,棼乱遂如丝。”
京津冀地区古称幽燕、燕赵,远古因黄河入海口在渤海湾处,本地大部分区域属于水乡泽国,并不适合农业耕作和城镇发展。直至金代以后,随着黄河水道的不再北窜与今北京作为都城影响力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以京畿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较大地域板块。元朝统治建立以后,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我国五百余年来的分裂局面,开始真正将京津冀地区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区域。此区域元为中书省,明为北直隶、清为直隶省。民国定都南京后,北京改为北平,与天津同属河北省。
清朝时,畿辅是直隶省的别称。整个清代,直隶曾在康熙、雍正、光绪三朝先后纂修省志,均名《畿辅通志》。光绪五年 (1879),定州举人王灏为配合《畿辅通志》的第三次纂修,开始博采穷搜,汇集本省的乡邦文献,后成173种1530卷皇皇巨著,即总名为 《畿辅丛书》。入清以来,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畿辅涌现出众多名臣大吏、饱学通儒, “人才之众,几甲天下”。为礼祭先贤,汇聚与赓续先贤风范,弘扬地域文化,畿辅先哲祠在清末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应运而生。
此祠主要由当时直隶籍在京的朝臣创建。高阳李鸿藻(1820—1897)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曾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以清流议政,名重京师,为建祠的首倡者。南皮张之洞 (1837—1909)为同治二年 (1863)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建两湖书院、尊经书院,光绪七年 (1881)以后又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想,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创建畿辅先哲祠的具体主持和负责者。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丰润张佩纶、张人骏叔侄,宛平桑叔雅,天津焦佑瀛等。
光绪五年(1879)二月,清流首领李鸿藻与政坛新秀张之洞、张佩纶频繁来往,开始共商筹建事宜,此可以从他们留下的日记、信札、序跋等文字寻到非常多的痕迹。如张佩纶 《涧于日记》记二月五日 (2月25日): “昨归,知李兰孙 (李鸿藻)师见招,清晨赴之,论会馆事。”二月十六日 (3月8日): “兰师 (李鸿藻)约孝达 (张之洞)与余同诣。”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记二月二十五日 (3月17日):“是日,张佩纶、张之洞访公。”
张之洞撰《<杨继盛自书年谱>题记》云:“(光绪)五年,创建畿辅先哲祠于下斜街。”下斜街位于今宣武区西北部,三月十六日 (4月7日),张佩纶即至此地现场估工。八月十六日 (10月1日),张佩纶日记载,其与友同至苏州拙政园直隶会馆,此为张之洞堂兄、道光丁未科状元张之万抚吴时率乡人割俸而建,今已渐形荒落。他联想到在都时与李鸿藻、张之洞共同营建的畿辅先贤祠,急做书提醒他们一定要慎重选择司馆之人。
本年夏,直隶发生大范围水灾,李鸿藻总筹赈之事,经与军机大臣沈桂芬协商,部分未用余款即被用来建祠,此当在这年的夏秋间。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载南皮张祖继 (字瓞民)记本年事有“去年捐赈治流亡,今年建祠祀贤良”之句。末代帝师陈宝琛又述: “光绪五年,直隶告灾,各省捐助赈灾。李文正总筹赈之事。与沈文定 (沈桂芬谥“文定”)商定,以余款建畿辅先哲祠。文定虽南人,而籍隶顺天,乐观厥成。”这样,才有畿辅先哲祠营建的充分保障。
张之洞撰《君子馆记》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书衣墨笔题“张文襄公君子馆记”。此稿原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甲骨刻辞发现者王懿荣所藏,后转入收藏家、张之洞的外甥、山东宁津人李响泉之手,民国三十六年 (1947)仲冬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文书组组长、文安人王祖彝捐出。稿内记:“去年夏,我乡人始于宣武门外西南三里建庙堂以祀历代先哲,今年春落成,乃故太常卿我父执中表镌山先生故宅也。”末署:“大清光绪六年八月廿一日中宪大夫四品左庶子张之洞撰,次广平宋文贞碑字为记。”据如上的材料,可确定畿辅先哲祠从筹划到基本建成当在光绪五年 (1879)二月至次年春之间。
三
畿辅先哲祠从无到有的一年间,正是张之洞人生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段。此前贵为探花的张之洞虽然仕途平稳,但主要负责地方教育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机会施展才干。光绪二年 (1876)底,他自四川学政任满返京,担任文渊阁校理,后任教习庶吉士。此后他常纠弹时政,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尤其在光绪五年 (1879),以力责崇厚对俄国索还伊犁不力而驰名,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随后在光绪六年 (1880),张之洞即擢升翰林院侍读,很快又转任左春坊右庶子、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至光绪七年 (1881),即升任山西巡抚,开始封疆大吏的生涯,逐渐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畿辅先哲祠的创建,张之洞起到重要的核心作用。许同莘撰 《张文襄公年谱》记:“规划一切由洞主之,先哲名人位次皆洞定之。”张之洞在《君子馆记》一文赞叹:“金铭碑刻之最古者皆在京畿,如易州所出燕太保召公之鼎,京师国子监宣王之碣,永年赵廿二年群臣上寿之碑,正定大魏国元年忘比邱之造像。”为此,他即产生 “据以见北方之自古多贤”的愿望,这应该是他建祠最主要的动因。同时,他也希望此地成为 “同人岁时游集之所”,于此 “树松竹花药数十百本,购求本省境内古来金铭碑刻及前明国初乡先生图书手迹以充其中,若杨驾部、赵冢宰、孙督师、鹿太常、范史二阁部诸公之忠节,米仲诒、崔道母、孙钟元、杜君异、王五公、三魏二中诸先生之风义,以至近代长德通人,皆有真迹”。从而 “相与叙少长之节,讨论书史,讽议道德,馈肴揖让,礼成而退”;“承首善之圣化,必使文行之美,可以羽仪乎休明;功业之伟,可以匡济乎时运”。也就是一方面作为乡祠以礼祭畿辅地方的历代名贤,另一方面作为会馆为乡党同人提供雅集的场所,使他们在公务之余能聚集于此,共论书史,讽议道德,以追三代之风雅。
畿辅先哲祠是购宣武门外土地庙下斜街刘有铭(副宪)故宅,稍为葺治而成。这里即张之洞《君子馆记》所提到的 “宣武门外西南三里”之处,故宅主人与张之洞还有中表之亲。此祠坐北朝南,为三进四合院式的建筑,亭台楼阁雄伟,山石花木俱全。祠内正殿供九龛,祭祀畿辅历代圣贤、忠义、孝友、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独行、隐逸共1485人。东配殿祭祀畿辅历代殉难文武官绅、殉难士民、殉难兵勇。西配殿祭祀畿辅历代节烈、贞烈、孝妇。旁院近门为铁如意斋,藏有明代高邑赵南星铁如意拓本和张之洞集 《田琬德政碑》字所撰 《铁如意颂》;对面屋为北学堂,厢房为君子馆,藏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北学堂廊下有门通至祠堂后院,后院正厅外有“不朽堂”,是取杜甫诗“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之意名堂,以勉乡里诸君子。后院西厅外有“绿胜盦”,旁建三层高楼,即 “遥集楼”,立于最上层既可远望西山,也能将帝京景物尽收眼底。整个祠院的平面布局曾被雕刻在祠内的一块大石上,一目了然。
现藏于河北博物馆藏《杨继盛自书年谱》所附张之洞撰题记说:“(光绪)六年二月廿五日肇举春祭。”这是畿辅先哲祠举行的第一次礼祭,标志着此祠的初步建成。但是,其建设与完善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大量的文物收集工作仍持续进行。许同莘 《张文襄公年谱》卷一于光绪六年 (1880)记:“又公是年与张侍讲书,屡言购乡贤书画事。又有札云所以令儿辈一观先哲祠者,亦犹嬉戏俎豆之意。又云:由龙树院诣先哲祠,日晡必到,望即过绿胜盦共话。且看补种竹树已活否也。又是年五月初三日,有致李文正书,购得史阁部诗卷,价银四十五两。又中秋日,致文正书云:先哲祠改制中龛神牌即匾联书画碑砚表工装饰等费,自春间至今,约计在二百金左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时已升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都觐见,曾寓居于此。因不满足于当时的规模和已见破败的景象,即于当年七八月间进行了大的扩修。张之洞主持于祠东买地八九亩,筑围墙五十余丈,开凿荷花池;祠后筑高楼,以便远眺,这即是著名的 “遥集楼”。建祠之始, “树松竹花药数十百本”,而后时旺时衰。曾任国史馆总纂的大兴名士恽毓鼎,其 《澄斋日记》在光绪三十一年 (1905)三月廿三日记: “又至畿辅先哲祠,无花可赏。满院松柏,如行墟墓中。”七年后 (1912)的同月初四,恽毓鼎再来则专为赏海棠,所记为:“北学堂前四大株,万点嫣红,花光照眼,真大观也!”经过多年的修缮和栽培,这里成了京城观赏海棠的胜地,很多文人慕名而至,写下不少流光溢彩的诗文。后如曾习经 《携绮儿森儿畿辅先哲祠看海棠》诗写:“北学堂前一树繁,入门先觉玩蜂喧。略空无隙分枝干,别有余丛似子孙。”陈曾寿《畿辅先哲祠看海棠》诗写:“出檐十丈花光红,城南狂蜂喧一院。坐觉白日生清辉,碧草萋萋亦何淡。”
至1930年春,这里的海棠依然吸引着无数人前来观赏,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的名篇《看花》以清丽的笔触记下她的芳姿与诱人:“Y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
四
优美的花园式环境固然令人流连忘返,但畿辅先哲祠更大的价值在于其所凝聚、承载、展陈以及赓续弘扬的巨大文化财富与厚重文化品格。
张之洞七十岁生日撰《抱冰堂弟子记》自述生平行事,特别写到建祠之事说:“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祀历朝乡贤,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光绪六年 (1880)二月廿五日,畿辅先哲祠举行建成后的首次春祭。主祭者为署吏部尚书高阳李鸿藻,从祭者共六十七人,时任翰林院侍讲的丰润张佩纶因持母服未与。仅从数字上看,规模不算很大,却汇聚了当时在京的畿辅文化精英,实际他们也是当时整个畿辅地区文人的优秀代表。这六十七人的名单现已很难找到,但有张之洞写给李鸿藻的书札,足以说明他们的不同一般。书札说:“先哲祠春祭,廿五日可以举行。外省欲借坐者甚多,均已拒之。望裁定后,速出知单为要。”名单由张之洞提出,一切外省人员均拒,内中可通过李鸿藻的慧眼者,一定难之又难。
此后每年的春秋季,在这里都有两次对畿辅先贤的礼祭——两次历史与当下的相遇——两次畿辅文化与品格的高举。光绪二十四年 (1898)三月初四日(3月25日),在十八年后的此地,礼祭人群又一次走起。恽毓鼎在其《澄斋日记》中为我们留下较清晰的印记。其说:“辰初诣先哲祠行礼,鹿芝老主祭,礼仪肃穆,同人皆敬谨将事,终始不愆(中祀圣贤,起伯夷、叔齐,迄孙奇逢。旁列名臣、孝友、儒林、文苑、忠义、循吏、独行、隐逸诸先哲。两庑左为忠义,右为烈女)。祠中所藏畿辅先哲字画极多,皆香涛制军所搜罗,不下百余种,无不精美。祭日皆展而悬诸壁,余日则庋藏之。礼毕后因至各处逐一观玩,流连不忍去。”此段稍长的文字告诉我们,这天的礼祭从早上七八点开始,时任军机大臣兼督办政务大臣的定兴鹿传霖担任主祭。大家肃穆敬谨,礼毕后还观画品书,沉湎于内。
正殿中祀圣贤最初只有伯夷、叔齐,他们两人是商代孤竹君之子,世代居住在冀东的渤海之滨。父亲离世后,两人相互辞让君位,远逃他方。商朝灭亡,他们拒绝食用周朝的粮食,仅采薇菜充饥,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他们志洁行芳、以身殉道的行为和品格久为后世所传颂。孔子《论语》称他们为“古之贤人”,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把 《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至恽毓鼎此记之时,中祀圣贤又增加了具有同样品格的容城大儒孙奇逢。民国时,还加入博野大儒颜元、蠡县大儒李塨,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不愧为万代师表。
所祀名臣孝友、儒林文苑、忠义循吏等,或功业卓著,或至善至诚,或才高八斗,每人都有令人感喟的故事,都有令人敬仰的独特风采。随着时间的更移,被列入的人员也稍有增补,但须经过众人的讨论和认可。恽毓鼎《澄斋日记》又记,光绪二十四年 (1898)二月二十六日中午,他到畿辅先哲祠与同乡商讨将明代嘉靖间言官张淮,清代乾隆间安徽、福建巡抚李殿图,以及去世仅一年的李鸿藻、张之万两人增祀。参会的十余人,对李鸿藻、张之万的去留争议较大。有的提出入祀当在辞世三十年以后,有的以为 “此事既非从祀巨典”,也非“国家明禋”,不必拘以年限。最终,大家议定张之万以入孝友为当,李殿图“末路稍有可议”,可暂缓。后来天津的姚承恩 (1796—1851)、乐亭的史梦兰 (1813—1898)等,或因为官清廉,或因德高才博,殁后也被增入祀。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天津姚彤章辑《畿辅先哲祠崇祀先哲牌位》由河北博物院印行,铅印纸捻装订。书中收录先哲牌位,包括畿辅历代圣贤、忠义、孝友、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独行、隐逸 (正殿)全部名单;历代殉难文武官绅、士兵、兵勇 (东配殿)未列名单;节烈、贞烈、节孝妇女(西配殿)未列名单。书后附录《祭祀唱赞仪节》《祭畿辅先哲文》《匾额》《联语》,此书国家图书馆今有藏本。
五
畿辅先哲祠不仅供奉了畿辅历代先哲的牌位,而且广收先贤各类文物与书画,使这里成为文化与艺术的宝库。如正定梁清标是清朝最重要的鉴藏家之一,他历时47年收藏了超过600件稀世书画珍品,其中有陆机的 《平复帖》、王羲之的 《兰亭序》、展子虔的《游春图》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以及他个人的《秋碧堂法帖》《登瀛洲图》等,多通过畿辅先哲祠而保存流传。其他如“北方孔子”容城孙奇逢的两方印章、手迹《苏门记事卷》和《孙子遗书语录二卷》、金石家大兴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与《蕉山鼎铭考一卷》等,也都是畿辅先哲祠所藏不可多得的珍品。
祠内收藏的大量乡贤文物与书画,一方面是建祠者从厂肆购买所得,如张之洞在其致张佩纶的书札中谈及,赵南星的铁如意拓本、杨继盛的椒山家书和石玠兄弟的信札等;另一方面是多渠道捐赠,如李鸿藻的对联、郭棻的草书轴及张之洞电稿等。《张文襄公年谱》的编者许同莘,曾见张之洞与张佩伦来往的信札 “屡言购先贤书画事”。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五世孙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于光绪六年 (1880)七月十九日 (8月24日)记:“以杨忠愍公赠冀梅轩诗墨迹卷施于畿辅先哲祠,交兰孙前辈。”直至光绪三十二年 (1906),祠院藏品仍然在增加。本年九月初四日 (10月22日)恽毓鼎 《澄斋日记》记,明代吴桥范景文的象牙印章,从前翁同龢自厂肆得到,赠给李鸿藻,后送入先哲祠珍藏。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城遗失,当月初一日,翁同龢之长兄翁同书的孙子翁斌孙(1860—1922)偶游厂肆,复得之于茹古斋,以六金购回,再献入祠。同物两得于翁氏,被传为一段佳话。
1953年,成立不足一年、馆址尚在保定市莲池书院内的省博物馆即接收畿辅先哲祠收藏的名人遗物300余件,古籍600余册。主要含书画、古籍和杂项三类。其中以书画文物最为丰富,包括书法226件,行草书居多,可分为名臣墨迹、文苑手稿和临仿书;绘画29件,可分为山水画、肖像画和以“四君子”为主题的花鸟画;书画合裱作品24件。古籍主要有畿辅地区方志和畿辅名人诗集,如《畿辅通志》清光绪十年 (1884)刻本、《畿辅丛书》清光绪五年至十八年 (1879—1892)定州王氏谦德堂刻本及《大清畿辅先哲传》民国初天津徐氏刻本等。杂项包括原畿辅先哲祠内的祭器及部分畿辅名人的文房用具,如纪晓岚的龙纹长方形绿端砚、范景文的印章、畿辅先哲祠的收藏章等。
2018年5月18日,河北省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静藏群壑——畿辅先哲祠名人遗物入藏河北博物院65周年纪念展》,选择108件畿辅先哲祠所藏的书法、绘画、书籍进行展示,其中三分之二的展品为建院以来首次公开展出。据当时的消息报道,本次展出分上下两篇,上篇为 “名臣硕儒”,主要展示畿辅先哲祠供奉的名臣和儒林的作品,有明代第一谏官杨继盛的书法名作,还有理学大家孙奇逢的理学著作、名臣纪晓岚的砚台等;下篇为 “文苑词林”,主要展示畿辅先哲祠供奉的文苑、独行的作品,有大鉴藏家梁清标的法帖,有“瀛洲七子”中的边连宝、戈涛、李中简的书法作品,有金石家翁方纲撰的金石著作,还有著名画家张赐宁的《秋林闲居图轴》、米汉雯的《浮丘山房图卷》、张之万的《远山丛树图轴》等。
整体看,畿辅先哲祠的文物以书画最为丰富,作者既有杨继盛、范景文、赵南星、魏象枢、李鸿藻、张之洞等名臣政要,也有孙奇逢、孙承泽、梁清标等儒林文苑。这些书画虽也受主流书画风格的影响,但不以技法取胜,而是注重与传统道统观念、高洁情操的融合,颇具地域特色。其中的名臣墨迹充盈浩然正气,为了解明清士人的精神品格提供了可靠范本;文苑手稿流溢出作者的喜怒哀乐,可窥当时硕士俊儒的多样心迹;亲朋信札将真情真性无间融入,能见燕赵滋养的本色品性,梅、兰、竹、菊 “四君子”的峻洁挺拔,清晰烙下河朔精英的铁骨铮铮。这些书画作品的一点一捺、一涂一彩,都已脱离其物质属性,化作代表君子品德的形式元素,成为文化精英用来表达内心情感与笔墨情趣的象征符号,也是当今人们对他们进行品格追溯与心灵对话最直接、最有价值的路径。
容城杨继盛为“明朝第一谏官”,他在狱中所书个人年谱以13000余个行楷小字工整记录下自己坎坷的一生,字迹从容,丝毫看不出他饱受酷刑、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畏惧与痛苦。另外的 《杨椒山谕妻儿二则》 《表忠录》,也均映射出他大义凛然、襟怀坦荡的伟岸心胸。这三篇遗作的精神与文化价值,要远高于书法技艺本身,其以无形的力量激励着孙奇逢、鹿善继、孙承宗以及著名革命家李大钊等畿辅儿女,一代代地不断谱写出历史进步的新篇章。
六
自光绪六年(1880)二月廿五日第一次春祭的肇举,畿辅先哲祠就开始不断地见证并记录着历史。自此,在这里,每年除去春祭还有秋祭。除去春秋两祭,还有朝廷官员、文人墨客们的频繁往来。他们在此仰观先贤,议论时政,赏画品书,把酒论文。
祠院自正厅以至各屋皆有匾对,这些如诗的文字不仅是对畿辅先贤的礼赞,而且也是畿辅文化的浓缩与结晶。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第二百九十七卷收录有张之洞所题诸联,分别是:“礼乐宗先迹,文章萃上都。”“远比华阳编士女,岂无刘向传先贤。” “轩辕台,伯夷庙,吉甫基碑,观圣贤风教所遗,请稽经典;碣石馆,日华宫,首善书院,数幽冀人才之盛,直到皇朝。”“河朔人才葛禄记,斜街花事竹垞诗。”“薰膏馨烈光惇史,芭舞骚音奏国殇。”“其山恒,其水滹,其浸涞,其薮昭余祁,会大一统车书,渊岳钟灵皇建极;鄙夫宽,落夫敦,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卒三千年人物,庙堂观礼士希贤。”可谓语微意深,纵横百代,思接千载。其他还有纪昀、李鸿藻、沈桂芬、张之万、鹿传霖、桑春荣等名家楹联,也各有妙处,各有韵味。
因此祠建成不到一年,张之洞即擢升山西巡抚,以后又一直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连续外任,所以他来这里的记载主要见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及其晚年返京之时。如恽毓鼎 《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三月廿四日 (4月24日)记,天气颇寒,正午张之洞始到先哲祠,参加祭祀后又与大家一起进餐,商议抚恤范景文、翁方纲、李鸿藻等身后之事等。第二年的八月,他即离开人世。
畿辅其他著名人物来往于此的文字,相对较多些。如光绪九年 (1883)二月十二日 (3月12日)天气晴暖,李宗侗、刘凤翰 《李鸿藻年谱》记:“公赴畿辅先哲祠,并奠潘祖荫父。”翁万戈编 《翁同龢日记》记:“余告假,驰出城赴兰孙招,于畿辅先哲祠看所藏字画,多佳者。”同年九月三日 (10月3日)晴,李宗侗、刘凤翰 《李鸿藻年谱》记:“公于畿辅先哲祠宴张之万等。”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记:“诣直隶先哲祠,应兰翁招,张子青、徐荫轩、延树南、豫锡之在座。锡之持斗斋,盐酪均断,荫轩来极晚,归点灯矣。”光绪三十年 (1904)五月廿五日 (7月8日),肃宁刘春霖高中状元,在畿辅先哲祠演戏庆贺,鸿儒满堂,鼓乐喧天。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三月初十日 (4月10日),天津李士鉁 (1851—1926)召集恽毓鼎等同乡十二人至祠,约定每月一聚局,轮流作主人,遇有乡里公益大事,则集体商议。次年七月,固安水灾严重,饥民不下七万人,即召固安李香甫来详询灾状,商议发放急赈,宽筹赈款。
文脉潜动,风雅飘然,应该是这里常见的景象。在光绪二十九年 (1903)回京之时,张之洞写有《不朽堂夜集送樊山按察分得咸韵》一诗,应该是在不朽堂与友人聚会而作。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三月初三日 (4月3日),恽毓鼎《澄斋日记》记:“与同人修禊于畿辅先哲祠,兼作诗钟。”诗钟是旧时文人比拼诗歌才思的游戏,大家围坐一起,任意取两字,或嵌字,或分咏,创作五言或七言诗两句,以凑合自然,对仗工整为上。写作时,以线悬铜钱,以寸香燃线,线断铜钱落盘,其声铿然,闻而各自交卷。著名文人林一厂的《畿辅先哲祠分韵得人字》、邵瑞彭《畿辅先哲祠分韵得伤字》可能未必属于此类诗作,但从题目即可看出是写自此处的雅集活动中。夏孙桐的《卜算子慢·畿辅先哲祠看残花,用张子野韵》以及前文所列曾习经的《携绮儿森儿畿辅先哲祠看海棠》、陈曾寿的《畿辅先哲祠看海棠》均是歌咏先哲祠的海棠,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也在《看花》一文中精彩写及。 “五四”新文化巨匠鲁迅先生,在1914年的7月于《甲寅日记》曾记到畿辅先哲祠游玩参观一次,是否写下文字已很难查考。1927年3月,康有为突然逝世于青岛,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于不朽堂设灵哀祭,并写下著名的《祭康南海先生文》。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清史馆的设立,畿辅文人也开始关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1916年1月初,在时任国务卿的天津文人徐世昌的倡导与支持下,于畿辅先哲祠设立“畿辅先哲祠编书处”,聘任清史馆总纂、新城王树楠任总纂,其组织畿辅多位名家在此先后纂成《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征》等书籍,为本区域文化的赓续与弘扬做出巨大贡献。
七
1930年春,在战火纷仍、山河破碎的时代背景下,畿辅先哲祠举行了最后一次春祭。1935年,原称畿辅中学的燕冀中学迁入已有些破落的祠院,自此这里就变为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为将曾有的历史存留下来,经李鸿藻之子李符曾同意,天津姚彤章先生抄录下先哲牌位,并附唱赞、仪节、祭文、额联于后,辑成 《畿辅先哲祠崇祀先哲牌位》一册印行。1951年11月,北京市政府接管私立燕冀中学,改名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具体地址即为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40号。1953年6月,祠内所藏文物全部移交给成立不久的河北省博物馆 (即今河北省博物院)。
因学校不断扩建,先哲祠的旧建筑相继被拆除,1985年5月,“不朽堂”也不能幸免,即被依样改建到京东平谷的金海湖畔。进入21世纪之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意识不断加强,2009年学校整体搬迁,并对原址进行重新规划复建。自2013年破土动工,经前后七年的修建,不仅一个设施先进完善、功能齐备的高水平学校得到恢复,而且在校园内依原样重建了不朽堂、遥集楼等主要处所,部分恢复了畿辅先哲祠的昔日风貌。
然而,今天处于这所中学内的“畿辅先哲祠”,因学校管理所限,几乎全天封闭,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而且校园内仿建的堂室也仅有外在的躯壳,内里多为学校办公所用,不能容纳原建筑的文物与文化元素,可拓展空间极小,历史文化含量和效用大打折扣。远移到平谷金山湖的不朽堂,因地处偏远,外地游人不易观览;而且仅有一座孤零零的敞亭,连片扩建成原有的格局与规模,可能性应该没有。存有原先哲祠大量文物与书画的河北省博物馆,曾于2018年5月成功举办畿辅先哲祠名人遗物入藏65周年纪念展,但因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所展出的藏品远非全部,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必须撤展,很难建立起可持续的互融互浸历史场景,仍有很多旧时珍品需要从库房走出,为更多人所知。
刊于《文物春秋》杂志2021年第6期,署名王文丽、张妍冰撰《河北博物院藏畿辅先哲文物利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文对2018年畿辅先哲文物专题展览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总结与分析,并提出自己很有远见的展望与设想。其中,她们提出:“如果参照当年的建筑式样打造一座休闲式园林,还原当年祠内苍松翠柏、柳荫古槐的风景,不仅可以再现清末民国时的建筑特色,还可以将之拓展为主题乐园。”这种通过以仿建畿辅先哲祠,来打造休闲式园林或主题乐 (公)园的设想,极富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可创建廉政主题教育基地,以乡邦先贤廉洁奉公的事迹激励公职人员克己奉公;另一方面,可创建少年儿童教育基地,树立先哲塑像,讲述先哲勤学求知的故事,用新颖的展示方式 (电子设备或游乐设施)将先哲的成就与贡献陈列在广阔的园区中,增强少年儿童对家乡的热爱。”
畿辅先哲祠,有人说它是河北的,而它的遗址却在北京;有人说它是北京的,而它却又被冠以 “畿辅”之名,而且内中的珍宝已都在冀省;有人说它与天津无关,而焦佑瀛、徐世昌、李士鉁、姚彤章等伴着先哲祠从始至终走下,刘祚永 (宝坻)、励杜讷 (静海)、励廷仪 (静海)、谷大用 (蓟州)等众人也都在崇祀先哲名单之内,他们都属今天津籍。
可以说,畿辅先哲祠是由不朽堂、遥集楼、北学堂、君子馆等瓦木金石等材料所构成的物质空间,也是传承文化、感受传统、涵养品格、陶冶情操的精神场域。此祠本身及其所藏文物,是京津冀先哲在互融互浸的历史场景中留下的共同印迹,是在一段特定时期合力锻造的文化剖面,多维诠释着京津冀文化一体的历史渊源。
早在2015年“两会”期间,就有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京津冀共同搭建“文化方舟”的建议,以为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支撑,文化的力量可推动协同发展走得更好。从某种程度上说,畿辅先哲祠正是这样的一座 “文化方舟”,切实地将之规划建设好,一定能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更稳更牢,能使河北大地与京津融入得更近,显现得更美!
原载：《畿辅哲学研究》2024年第三辑第24-39页。
作者：许振东,男,河北省固安县人,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语文教学之友》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明清文学与京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