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三统五德说与帝德谱重建

刘斌

摘要：以三统五德为主要内容的帝德谱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议题，涉及历史的构建、政权合法性论证等重要内容。汉代是帝德谱成熟的关键时期，董仲舒的学术在其中有重要地位。董仲舒的帝王谱和朝代更替的学说以孔子素王改制说为出发点，以三统说为基本形式，以五德相生说为辅助，王、帝、皇、民依次推迁。董仲舒在三统说中摒弃秦的地位，指向《春秋》为汉制法，三统说尤其是《春秋》当黑统、汉当黑统之说是董仲舒所发，而非来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帝德谱采用五德相生说而非五德相胜说，在五德说中保留秦的地位，且应该已推定汉为火德。《春秋》在三统中是黑统，在五德中无地位；秦在三统中无地位，在五德中是木德。在三统上，《春秋》继周，汉法《春秋》；在五德上，秦继周，汉继秦。在此三统五德相结合的帝德谱中，周、《春秋》、秦、汉四者之间的关系首次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汉朝的合法性得到论证，《春秋》作为经世大典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当时学术亦为之一变。

关键词：董仲舒；三统；五德；帝德谱

以三统五德为主要内容的帝德谱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议题。汉代是构建帝德谱的关键时期，这种构建是政局与学术交互影响的结果，既有与现实政局的密切的关联性，又有基于学术讨论的深刻的学理性。董仲舒的学说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了帝德谱的构建和转型。目前学界关于汉代帝德谱的成果较多，对董仲舒学说的探讨仍有不足，尤其缺乏将五德说与三统说相结合的研究。本文结合西汉景帝、武帝时期的政局演变与学术转变的背景，探究董仲舒如何因应现实政局，试图以道驭势，通过重建三统说与五德说相结合的帝德谱而妥善安顿周、《春秋》、秦、汉之间的关系并申明《春秋》为汉制法的深刻用意。

背景：景、武之际政局与学术的转变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儒术取代黄老渐成趋势，“汉家法周”之说有一定影响，[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9、214页。]如袁盎谏窦太后：“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1页。]公孙弘上书武帝：“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22页。]这是继汉初“汉承秦制”之后的一大转变。

武帝初即位，锐意进取，臣下颇有言封禅改制者。《史记》载：

（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4页。]

这是武帝初即位的改制尝试，主事者赵绾、王臧是鲁申公弟子，其主张除贾谊、公孙臣主张的改正朔、易服色等内容外，还包含立明堂、朝诸侯、巡狩、封禅等，这些内容甚至比改正朔、易服色还重要，显示出复古重于改制的倾向。[参见王尔：《“汉当自制礼”：东汉前期“制汉礼”的逻辑理路及失败原因》，《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第74页。]此次改制因窦太后反对而作罢。不过，其主要内容在元封、太初年间大多付诸实施。

窦太后崩之后，武帝意欲兴作，再三策问董仲舒，而有“天人三策”。[武帝的策问时间有建元元年、五年、元光元年等异说，本文取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之说，见李梅、郑杰文等《秦汉经学学术编年》，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徐建委《发现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历史重塑》，《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第188页。]武帝策问，起首即曰：“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6页。]可知武帝很关心五帝三王的历史及其治理之道。武帝又问：“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8页。]此所谓“终始之序”即五德终始之序，[钱穆《秦汉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可见武帝对此问题的重视。董仲舒答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09页。]“《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10页。]又特重三统说，提出“《春秋》当新王”，从而变“汉承秦制”“汉家法周”为“汉法《春秋》”。武帝疎董仲舒之身，而用董仲舒之议，《公羊》学自此渐盛，对武帝朝的内外政策颇有影响。[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26—229页。武帝并未完全采纳董仲舒的奏对，而是用“尊儒术，重法制，兼用百家学说”的政策，直到元帝朝才确立“独尊儒术”。参见钱穆《秦汉史》，第185—191页；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45—146页；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136、153页。]以下分述董仲舒的三统说、五德说，进而探究董仲舒如何将二说与帝王谱融为一体及其用意。

一、“《春秋》当新王”与董仲舒对三统说的改造

董仲舒的三统说渊源有自。三统说起源较早，《论语》孔子论夏殷周三代礼乐损益已发其端，战国礼书有相关内容，如《檀弓》：

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

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6《檀弓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明堂位》亦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骍刚。”王锷认为《檀弓》《明堂位》成书于战国晚期，见氏撰《〈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1—268、274—281页。]

此提及三代所尚之黑、白、赤三色，但是尚未与三正（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三朔（夜半、鸡鸣、平旦）、三微（动、萌、芽）相关联，可称之为“三代异制”。礼书所言虞、夏、殷、周诸制度有邹衍五德终始说的遗留，而非全部来自三统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20页。]汉初，伏生传《尚书大传》，对三统说有较系统的论述。[彭美玲《汉儒三代质文论脉络考察》，《汉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7—8页。]《尚书大传》在伏生之后或有增补，其三统说与《春秋繁露》的三统说大致成于同一时代或稍前。[参见侯金满《〈尚书大传〉源流考》，南京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12页。]《尚书大传·略说》：

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7，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30页。]

周以至动，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为正。天有三统，土有三正。三统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统天下也。是故三统三正也，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隐公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李昉等《太平御览》卷29，影印商务影宋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页上栏。]

此已将三代、三色、三正、三朔、三变（三微）、三生、三死等融合为三统体系，而又可分为“三代、三色、三正、三朔”、“三变（三微）、三生、三死”两个系统，前者是从三代异制来讲，循环的次序是“寅—丑—子”，后者是从万物生死的三个开端来讲，循环的次序是“子—丑—寅”。

董仲舒的三统说详载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董仲舒著，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1—195页。]

此与上揭《略说》之义大体相同，包含“三代、三色、三正、三朔”、“三变（三微）、[董仲舒所言的三变之序是动、芽、萌，而此前的三变之序是动、萌、芽，是其异。]三生、三死”两个系统。与董仲舒以前和以后的三统说相比，董仲舒的三统说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三代改制质文》还有一套关于三统下的冠、昏、丧、祭等礼仪的不同设计，则是《尚书大传》所无。其二，董仲舒所说的“天统”是三统所公有，董仲舒所说的“以黑统初”是认为黑统为三统之始，这与刘歆、谶纬有所不同，后者所言的三统是历时性的“天地人”三统，而董仲舒所言的三统是共时性的。[参见刘禹彤《从〈春秋繁露〉三统论到〈白虎通〉三统说》，《衡水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第40页。]其三，从邹衍到汉初，历法和岁首问题都是附属于五德终始说，董仲舒转而将历法和岁首问题归入三统说，刘歆则将三统说彻底律历化。其四，邹衍五德终始说含有文质救弊之义。董仲舒主张“以《春秋》当新王”，将此文质救弊之义移至三统说上，其五德说无文质救弊之义。而刘歆的三统说和五德说皆无文质救弊之义，仅是机械化的德运。

除以上特征之外，董仲舒的三统说的最大特征是申明孔子受命改制、《春秋》为汉制法之义。董仲舒给武帝的奏对谆谆然劝以改制更化之义，又强调“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184页。]他的改制理论包含“受命应天”“补弊救衰”“改制而不变道”三个层面，“受命应天”与三正循环对应，“补弊救衰”与三教循环对应。[黄铭《试论董仲舒的改制理论》，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编《现代儒学》第3辑《多元视角下的康有为问题》，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28—230、240—242页。]三个层面实际上皆指向“《春秋》当新王”“《春秋》作新王之事”的主张，[黄铭《试论董仲舒的改制理论》，第243—244页。]认为“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9页。]由此很容易推出“《春秋》为汉制法”之义。董仲舒提出“王鲁”说，[董仲舒的“王鲁”说源自孔子“因行事以加王心”“《春秋》缘鲁以言王义”，可谓《论语》“变鲁”说的发展，见杨运筹《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38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云“《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春秋繁露义证》卷9《奉本》，第279页。]“《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187页。]《春秋》、王鲁、黑统三者合为一体，与“《春秋》为汉制法”结合，必然推出汉是黑统。在三统上，《春秋》继周为黑统，也就是汉继周为黑统，“王鲁”也就是“王汉”。[参见杨运筹《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第57页。]因而董仲舒的帝王谱和朝代更替的学说以孔子素王改制说为出发点，以三统说为基本形式，[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451页。]以论证汉当《春秋》黑统为目的，这是他与此前三统说的最大区别。[参见黄开国《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河北学刊》2012年第6期，第52页。]

董仲舒三统说的黑、白、赤三色是否来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需要辨明。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殷、周、《春秋》构成新的三统。而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殷、周、周后一代分别是金德（白色）、火德（赤色）、水德（黑色），此白、赤、黑三色与殷、周、《春秋》三统之色相同。顾颉刚、童书业等据此而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以三正说为骨干又截取五德终始说的五分之三而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7页；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6、416、422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按，此说不妥。其一，三正说、三代异制原本是独立的学说，是就夏、殷、周三代之正朔、所尚等制度而言，见于《左传》《礼记》《尚书大传》等，并不依赖于五德终始说。其二，《尚书·禹贡》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天人三策》董仲舒引《尚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00页。]“白鱼”之白是殷的三统之色。可知董仲舒将玄圭、白鱼、火视为夏、殷、周的受命符瑞，则黑、白、赤三色自然成为三代所尚之色，《檀弓》所云三代所尚之色也是由此而来。《史记·封禅书》云“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吕氏春秋·应同》与此相似，这是邹衍五德终始说关于夏、殷、周三代受命符瑞的内容，与董仲舒的夏、殷、周的受命符瑞不同。由此可知，董仲舒的三统之色是来自《尚书》所载的三代受命符瑞，而非来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殷、周、《春秋》的三统之色与邹衍的殷、周、周后一代之色相同，只是巧合。须指出，董仲舒虽承认受命说，但他的受命说与符瑞尚未系统地结合起来，他的三统说中符瑞的内容并不突出，这与谶纬不同。虽然武帝首次策问即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的问题，但是董仲舒并未在此问题上过多论述。[陈鹏《三统说与汉晋服色》，《史林》2017年第4期，第40页。]其三，董仲舒的三统说立足于《春秋》，以新王受命改制为旨趣，指向“《春秋》作新王之事”、[陈鹏《三统说与汉晋服色》，第38页。]孔子为汉制法，故特重三统说，[参见汪高鑫《“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第98页；徐兴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徐兴无《〈春秋繁露〉的文本与话语——“三统”“文质”诸说新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3期，第14页。]这是此前的三正说、五德终始说所没有的含义，他的三统说有更深刻的内涵。综上可知，三统说尤其是《春秋》当黑统之说是董仲舒所发明，而非来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上是从学理上来看。若历史地看，《春秋》之所以是黑统，“盖汉儒恶秦特甚，不欲汉承秦后，因《春秋》有托王之义，遂夺秦黑统而归之素王，因素王黑统而遂有改制之说”。[《春秋繁露义证》附录2《春秋繁露考证》，第519页。]

二、董仲舒的三统说、五德相生说与帝王谱的推迁

董仲舒的帝德谱中的五德说，与董仲舒的五行说密切相关。董仲舒的五行说兼具相生说和相胜说，[参见邝芷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6—54页。] “比相生而间相胜”是他对五行关系的概括，而相胜之义有二，一为厌胜，一为克胜。[吴飞《董仲舒的五行说与中和论》，《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4期，第77页。陈明恩认为董仲舒之说似有“以相生含摄相胜”的倾向，见氏撰《东汉谶纬学研究》，林庆彰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27编第14册，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54页。]那么董仲舒的帝德谱中用五行相生还是相胜之序？《尚书·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此五行既非相生之序，也非相胜之序。夏侯始昌撰《洪范五行传》，已用五行相生之序。[程苏东《〈洪范五行传〉灾异思想析论——以战国秦汉五行及时月令文献为背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86页。]其实，稍早于夏侯始昌的董仲舒已将五行相生用于时令，《盐铁论》文学曰：

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臧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9《论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56页。]

董仲舒用五行相生来讲四时，应当受到《吕氏春秋》《月令》的影响。[徐兴无认为，董仲舒据《吕氏春秋》《月令》，将此前的五德相胜说修正为相生说的辅助理论，突出相生说，为德治主义和汉武帝的更化奠基，见氏撰《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5页。]不过，他的五行相生说不仅应用于四时。《春秋繁露》中有多篇以“五行”为题，检案诸篇，可发现董仲舒的五行说的基本结构是五行相生，而五行相胜则处于附属地位，只有言及灾异、职官相互制约时才用相胜说。董仲舒之所以如此重视五行相生，盖因他将五行与五常、五伦这些儒学的关键概念相关联，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义证》卷11《五行之义》，第321页。]在相生而非相胜之序中，五行与五常、五伦的关联才能得到更为恰当的安排。而且相胜之序对前朝缺乏谦敬之义，对天命流转也缺乏敬畏之义。[黄铭《试论董仲舒的改制理论》，第250页。]然则董仲舒将五德相生说用来解释历史运动，就是势之必然，体现了董仲舒对以五德相胜说为载体的秦制的改造。

董仲舒的历史运动学说除三统说、五德说外，尚有文质、四法诸说。《三代改制质文》云：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185—191页。]

“逆数三而复”即三统循环，由于夏正是十三月，殷正是十二月，周正是十一月，故曰“逆数”，此与天气施生化物的三个过程相关。“顺数四而相复”即董仲舒所谓“夏、商、质、文”四法。“顺数五而相复”是否与五德相生或相胜相关，据董仲舒所言“以神农为赤帝”“以轩辕为黄帝”，火生土，故赤帝在先，黄帝在后，可知董仲舒以为五帝是以五德相生为序，董仲舒所言“帝迭首一色”是就五德相生而言，[钱穆、陈苏镇、陈泳超、徐兴无同，见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著《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2页；钱穆《秦汉史》，第115页；陈苏镇《谶纬与〈公羊〉学的关系及其政治意义》，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陈泳超《〈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文史哲》2008年第1期，第51页；徐兴无《〈春秋繁露〉的文本与话语——“三统”“文质”诸说新论》，第13页。钱穆认为，董仲舒之所以区分三王与五帝，是由于三统之白、赤、黑三色只适用于殷、周、《春秋》三代，而不适用于夏以上，故“不得不旁采五行相生来弥缝其阙，因此要分为三王五帝，说逆数三而复，绌三为五，五数顺而复了”，见氏撰《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452页。按，董仲舒所言三王五帝与他的历史系统、改制理论成一整体，钱说非是。]顾颉刚认为“春秋五帝”以颛顼为白帝，即是据此而推知。[顾颉刚《三皇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50页。钱穆认为《三代改制质文》“把相生相胜两说一并采用”，见氏撰《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451—452页。按，虽然《春秋繁露》兼用五德相生和相胜说，但是《三代改制质文》则专用相生说来讲五帝之色。]《宋书》云：“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据以为言，不得出此二家者。”[沈约《宋书》卷12《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9页。]这是认为五德相生说在帝德谱上的应用始于刘向，顾颉刚则认为始于刘歆。[陈槃认为“五德相生之历史系统盖起于西汉中叶以后”，见氏撰《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钱穆纠正顾氏之说，指出：“太初改历后，学者多趋向改用五行相生说的一边，乃承董仲舒而来，并非刘歆创始。”[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456页。]由以上可知，董仲舒历史观的首要出发点是新王受命改制，由此而有文质、三统、四法、五德诸说，诸说融为一体，[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213页。]而试图为汉朝规划一套完备的制度。其中尤其须注意的是在历史运动上董仲舒采用五德相生而非相胜之说，这与邹衍到汉初之说不同。

董仲舒所论的帝王谱的推迁，《三代改制质文》云：

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198—202页。]

可知董仲舒认为三王、五帝、九皇、民不断变易，新王兴起而先王、先帝、先皇依次绌降，[汉儒将皇、帝视为由王绌降而来，又将十月排除出三正之列，隐含有绌秦的用意，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2—743页。]故有“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的情况，此即所谓“昭五端、通三统”。皮锡瑞申论之：

以董子书推之，古王者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为五帝，封其后以小国，又推其前为九皇，封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则为民。……《春秋》托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当封夏之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封周之后为二王后，故曰绌周。此本推迁之次应然。《春秋》存三通，实原于古制。逮汉以后，不更循此推迁之次，人但习见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为一定之号。[皮锡瑞撰，吴仰湘点校《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74页。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所言与此相似，见氏撰，盛冬铃、陈抗点校《今文尚书考证》卷1《尧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钱穆、蒋庆、黄开国亦认为九皇之数有九，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蒋庆《公羊学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黄开国《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第53页。顾颉刚、杨向奎认为“九皇”是一代，皆非是，见顾颉刚《三皇考》，第51页；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286、324页；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210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第19页；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56页；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可知董仲舒的帝王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新王的受命改制而有“推迁之次”，皇、帝、王之号并非固定地指某几位帝王。[此推迁模式至少持续到王莽时期，见顾颉刚《三皇考》，第69页。案，《周礼注》反映东汉注家对此“推迁之次”的吸纳，如郑司农云：“四类，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20《小宗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8页）“三王”原作“三皇”，据顾颉刚意见改，见氏撰《三皇考》，第50页。又郑玄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则立其祖王之庙。”（《周礼注疏》卷32《都宗人》，第1061页）可知东汉的古文学家和郑玄吸纳董仲舒的“三王、五帝、九皇、民”结构，将其固定化为就周而言。]

董仲舒云“以神农为赤帝，……以轩辕为黄帝”，“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是以五帝之首帝之谥号为“某帝”，而以其余四帝之谥号为“帝某”，有此不同。其原因，董仲舒曰：

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何也？曰：帝号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号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轩辕直首天黄号，故曰黄帝云。帝号尊而谥卑，故四帝后谥也。[《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第200页。]

可知五帝之首与其余四帝的号、谥的先后有异，由于五帝递迁，五帝之首由原先的先号后谥改为先谥后号，即就周而言“帝轩辕”推迁为五帝之首则改为“黄帝”，其余四帝仍为“帝某”。同理，就殷而言“帝神农”推迁为五帝之首则改为“赤帝”，其余四帝仍为“帝某”。然则就《春秋》而言“帝颛顼”推迁为五帝之首则改为“白帝”，[董仲舒未明言“白帝”“黑帝”“苍帝”，然据战国秦汉间流行的五色与五行的配伍关系，他应有此意。]就《春秋》后第一代而言“帝喾”推迁为五帝之首则改为“黑帝”，就《春秋》后第二代而言“帝尧”推迁为五帝之首则改为“苍帝”，就《春秋》后第三代而言“帝舜”推迁为五帝之首则改为“赤帝”。须指出，董仲舒已将“黄帝”与轩辕氏相联，但尚未将神农与炎帝相联。董仲舒称神农是“赤帝”，开后世将炎帝与神农合并之端。[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266页。]秦始皇改正朔不用三微之月，“皇帝”称号不符合推迁之次，故虽有改制，不得为三统之一。[参见黄铭《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236—237页。]综上所述，可将董仲舒所言的帝王推迁之次列表如下。

表1董仲舒的帝王谱的推迁

三、“昭五端、通三统”与董仲舒的帝德谱重建

董仲舒所言“昭五端、通三统”也可以说是一种“三五之运”，[雷家骥认为董仲舒的学说是糅合了孟子、邹衍的学说而成的“三五相包说”，见氏撰《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下栏。]但是由于五帝是由三王崩迁而来，故董仲舒的历史运动学说的主体还是三统说，[参见陈明恩《东汉谶纬学研究》，第245页。董仲舒的三统说之相关制度，参见陈明恩“三统说制度表”，见氏撰《东汉谶纬学研究》，第249页。]这与他的《春秋》学和天命论相符。董仲舒立足于《春秋》而确立三统说，一方面意在确立“孔子—《春秋》—新王—黑统”的天道天命统绪，[徐兴无《刘向评传（附刘歆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另一方面意在服务于“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主张，这含有规劝汉帝改制更化的用意，[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90页。]而用三统说解释历史运动即是此用意的体现。[目前学界多认为董仲舒的历史观是基于三统说的循环史观，只有形式的改变而无实质的意义，另有少数学者在三统循环上肯定了历史的进化，见陈明恩《诠释与建构——董仲舒春秋学的形成与开展》，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13—114页脚注。其实董仲舒的三统说涉及文质、三教以及正偏弊的复杂内涵，参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191页。]董仲舒尊崇天，他讲的天只是一天，而非如东汉经学讲的六天，这与《春秋》“大一统”义相符，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必然导致五天帝更王说不能成立，故特重三统说，因而三统说成为董仲舒的历史运动学说的主体，而五德说只能附属于三统说。[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500—501页。]

须指出《春秋》、秦的德运在董仲舒学术中的特殊性。上揭董仲舒所云“《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与三统说为一体，而与五德说无涉。西汉后期兴起孔子水精说，将孔子与五德相生说相联，然此非董仲舒本意。“《春秋》作新王之事”是为了规劝汉帝用《春秋》之黑统，含有摒秦之义，因而秦在董仲舒的三统说中无地位。不过，董仲舒又曰：

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夫非汤武之伐桀纣者，亦将非秦之伐周、汉之伐秦，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礼。[《春秋繁露义证》卷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220—221页。苏舆谓“此篇非董子文”，举五不合以证之。按，其说疑古过甚，昧于董子大义，本文不取。]

今秦与周俱得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异于周。[《春秋繁露义证》卷14《郊语》，第399页。]

董仲舒将秦伐周、汉伐秦与殷伐夏、周伐殷同等看待，肯定它们皆具有革命的合法性；又认为“秦与周俱得为天子”，肯定秦始皇与周天子在爵位上的相同性。由此可知，“夏—殷—周—秦—汉”的更迭是连续的过程，“秦”在其中不可或缺。[参见陈侃理《如何定位秦代——两汉正统观的形成与确立》，《史学月刊》2022年第2期，第11页。钱穆谓汉人认为秦不能在五德终始中占一德位，这是董仲舒以下公认的理论，见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455页，非是。]上文论及董仲舒在朝代更迭上用五德相生之序，则秦势必在五德中具有独立的德运。然则《春秋》在三统中有地位，在五德中无地位，而秦在三统中无地位，在五德中有地位，二者相反。

上文论及董仲舒所言的诸帝王是由三王崩迁而来，其王、帝、皇、民之号变动不居。虽然如此，但是各帝王的三统、五德之运却是确定的，若抛却其推迁过程，而用三统、五德为每位帝王确立其德运，可列表如下。

表2董仲舒的帝王谱与三统、五德的关系

董仲舒对策曰：“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9页。]此“先王”对汉而言即是孔子，“先王之乐”对汉而言即是《春秋》。由此表可知，在三统上，汉继周来自《春秋》继周，汉用《春秋》之黑统；在五德上，秦继周，其德为木，汉继秦，其德为火。其实董仲舒就此似有明言，其论《春秋》“十指”曰：“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春秋繁露义证》卷5《十指》，第145页。]此二指相连，“承周文而反之质”是说汉之黑统承周之赤统，变周之文而从殷之质，这是就三统改制以及忠敬文三教救弊而言；“木生火，火为夏”是说秦之木德生汉之火德，这是就五德相生而言。在汉言汉，由于《春秋》在董仲舒那里只是“当一王之法”，[此是司马迁引壶遂之言，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9页。]而非万世之法，《春秋》法尚无永恒性，故继汉而兴的下一代当用白统，其德为土。

须注意，此表显示董仲舒已推定汉为火德。施之勉云董仲舒推定汉为火德，然他误以为董仲舒用五德相胜之序，又不数秦之德运。[施之勉《汉家尧后出于董仲舒说》，《大陆杂志》1953年第8期，第24页。]由此看来，若抛却汉初的准火德制不算，则汉为火德说实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三次提及“本朝”，皆与火相联：“南方者火也，本朝”；[《春秋繁露义证》卷13《五行相生》，第363页。]“夫火者，本朝”；[《春秋繁露义证》卷13《五行相胜》，第368页。“本”原作“大”，据卢文弨校语改。]“火者夏，成长，本朝也”。[《春秋繁露义证》卷13《五行顺逆》，第373页。]“本朝”一词指义不明，论者多以为指职官司马，[《春秋繁露》关于五行的九篇分三个层次，《五行相生》《五行相胜》是董仲舒原作，《五行顺逆》等篇是董仲舒后学所补，见程苏东《〈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第40页。按，由此可知董仲舒原本就采用“本朝”一词。]然此说不无扞格。颇疑“本朝”即指汉朝，汉朝是“火者夏”，与上揭“木生火，火为夏”相应。若果如此，则董仲舒已明言汉为火德。[参见杨运筹《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第55页。]

结语

汉初的德运之争，实质是五德说下如何安排秦的德运的问题，此问题迁延不绝，直接影响到汉廷的合法性论证，也导致统治思想和施政方针难以明确。这说明仅靠五德说已无法解决此问题，三统说的引入成为势之必然。

董仲舒作为《公羊》宗师，面对如此情势，试图以他的学术来解决此问题。他立足于《春秋》，以新王受命改制为旨趣，指向孔子为汉制法，《春秋》、汉皆当黑统，故特重三统说，与之相关的还有文质三教的救弊理论和为汉所规划的一套黑统制度。[参见汪高鑫《“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第98页；徐兴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第236页；徐兴无《〈春秋繁露〉的文本与话语——“三统”“文质”诸说新论》，第14页。]他将前人的五德相胜说下的帝德谱改为五德相生说，与三统说配合，由此而首次确定了将三统说、五德相生说相结合的帝德谱。既往的研究多措意于董仲舒在三统说中“摒秦”以凸显汉继周，其实董仲舒是将三统说、五德说结合，在三统说中摒秦以论证汉是黑统，在五德说中保留秦的地位以论证汉是火德。在其帝德谱中，周、《春秋》、秦、汉四者之间的关系首次得到较为妥善的安顿，汉廷的合法性得到论证，《春秋》作为经世大典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当时学术亦为之一变。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卷6《武帝纪》，第199页。]是为太初改制，董仲舒大概卒于此前夕。[李梅、郑杰文等《秦汉经学学术编年》，第196页。]太初改制对后世的政治和学术有垂范意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第47页。]参与改制的重要人员如兒宽、司马迁等都对三统说和五德说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三统说在太初改制中的实际作用仅限于历法、正朔，太初改制采用的是另一套五德说和帝德谱，而董仲舒的文质三教的救弊理论和为汉所规划的一套黑统制度并未得到落实。虽然如此，太初改制首次在政治实践上将三统说与五德说结合起来应用，其中不乏董仲舒及其学派的影响，汉代政治和学术由此而进入新的阶段。

原载：《原道》第45辑。

作者：刘斌，河南安阳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经学，尤为关注《礼》学、《春秋》学。